1949年4月,蚌埠,谭启龙面对一份干部名单,考虑的不是如何带兵冲锋,而是浙江解放后,谁能迅速接管县城、恢复秩序。有人问:“七兵团马上要南下,您不随部队行动吗?”他回答:“部队有部队的任务,地方也有地方的仗。”
这段对话,点出了谭启龙当时的特殊处境。他名义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委员,却没有像许多兵团首长那样,直接参加渡江战役和浙江境内的连续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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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临时调离,更不是被排除在作战体系之外,而是华东局根据浙江战后的工作需要作出的安排。解放一座城市不只是攻下城门,还要建立政权、接收机关、维持交通,处理粮食、治安和工商业等问题。
谭启龙长期熟悉地方工作。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主要在地方开展组织建设、群众动员和武装斗争,尤其在浙东地区工作多年,对当地社会关系、地理环境和基层干部情况都有了解。
抗战胜利后,他才逐渐进入主力部队系统。1947年,谭启龙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和叶飞、赖传珠等人一起工作。这个岗位要求他掌握部队思想建设,也要参与作战部署,军事经历由此增加。
有意思的是,他在第一纵队任职时间并不算长。华东野战军曾考虑抽调部队挺进闽浙赣,开辟新区。粟裕认为,中原战场仍有歼灭国民党军主力的机会,主力不宜过早分散。经过调整,原定大规模南进改为组织先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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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华东野战军从有关纵队抽调干部和部队,配合地方武装,组成先遣纵队。谭启龙兼任政治委员,并负责江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部队进入淮南后,任务发生变化,不再急于孤军渡江,而是坚持敌后,掩护地方干部开展工作。
这支力量做的事情很具体。它要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动群众,扩大民兵,建立县、区级武装,同时为地方党组织寻找落脚点。表面看,这些工作没有炮火推进那样显眼,实际上却是在为大军南下准备道路。
淮海战役结束后,原先单独渡江的计划被解除,先遣纵队在合肥集结。到了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谭启龙被任命为第七兵团政治委员,司令员是王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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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向浙江方向进军。部队整编后,原先先遣纵队的军事力量归还所属部队,地方干部则由华东局统一安排。谭启龙的工作重点,也随之从带领部队行动,转向筹备浙江的接管工作。
为配合大军行动,华东局在蚌埠组织接管浙江的工作班子,谭震林负责主要领导工作,谭启龙任副书记。渡江战役发起后,他留在后方组织干部、整理机构、准备物资,等待浙江解放,再率领南下干部进入新区。
这支队伍人数达到八千左右。干部来自不同地区,既有党政机关人员,也有财经、公安、教育等方面的骨干。他们必须在出发前明确分工,熟悉浙江情况,否则部队一到,地方政权仍可能出现无人接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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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初,杭州解放。第七兵团部队进入浙江后,谭启龙率南下干部日夜兼程赶赴杭州。对他而言,这一次到达杭州,身份虽仍带有兵团政治委员的色彩,实际承担的却是地方政权建设任务。
当时,各兵团都有明确方向:第七兵团进军浙江,第八兵团负责江苏,第九兵团进军上海,第十兵团向福建发展。兵团首长并非都只负责战场指挥,有的人还要承担新区接管和政权建设,这正是解放战争后期军事与地方工作相互衔接的特点。
谭启龙后来接替谭震林主持浙江工作,长期在地方任职。此后,他又在山东、青海、四川等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工作足迹涉及多个省份。第七兵团政治委员这一经历,在他的履历中时间并不算最长,却清楚说明了一个事实:解放新区,既需要能打仗的将领,也需要熟悉地方、能够把政权真正建立起来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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