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见闻：关于俄罗斯选举的故事

本月18日至20日，俄罗斯如无意外将按计划举行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改选全部450名议员。

比起上次国家杜马选举，如今的俄罗斯已大为不同。除了“战争与和平”的根本区别，五年前一度看似“止跌回升”也不可能走“与反对派结合”的冒险路径，毕竟当年一度为其候选人背书的纳瓦利内已不在世。

近期关于该选举的最大新闻，是俄罗斯国内唯一反战、亦自称“唯一民主政党”的反对党“亚博卢”（Яблоко）被俄最高法院禁止参选，原因是祖国党（Родина）起诉该党“收受外国资助”、“参与国际LGBT运动”。

自2012年起，俄罗斯就陆续制定、通过了《外国代理人法》和反对宣传同性恋价值观的系列法规，因此构成了取消亚博卢党选举资格的司法依据。此后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加里宁格勒等地区跟进，禁止该党参加本地区选举。

此前亚博卢党副主席、莫斯科市议会前议员马克西姆·克鲁格洛夫因“散步针对俄军的虚假信息”已在今年6月被判处七年监禁。在亚博卢党被禁止参选的同时，莫斯科市法院自8月底开始受理其上诉，而结果大概率不会逆转。

作为边缘化的反对党，亚博卢党自2007年起在国家杜马就没有任何席位，如今则进一步失去走上赛道的机会。现在看来，除了可能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今年俄国家杜马选举似乎不会有干扰的杂音。

所谓俄罗斯大选，其实不只是总统选举。在俄罗斯联邦（中央）层面，全国性大选包括总统选举和国家杜马选举。2008年修宪之后，前者由四年一次改为六年一次，后者则从两年、四年到2011年至今改为五年一次。‍‍‍‍‍‍‍‍‍‍‍‍‍‍‍‍‍‍‍‍‍‍‍‍‍‍‍‍‍‍‍‍‍‍‍‍

1993年俄宪政危机、叶利钦“炮打白宫”后，新宪法确立了俄罗斯“超级总统制”，国家杜马的实际权力有限，甚至宪法权力上对其负责的也不是普选产生的总统（而是俄政府及总理），因此立法机构选举的存在感并不强。

外界谈及俄罗斯大选，实际上等同于总统选举。‍‍‍‍

不过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的俄罗斯大选，正是十年前同期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日两周前，我正好前往莫斯科出差七天。走出机场，选举的氛围便以一种直接的形式扑面而来：

从机场高速公路到城里大街小巷，竞选广告以道旗、易拉宝、LED大屏的形式布满大街小巷。不出意外，95%以上都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宣传物料——要么印着候选人的照片与竞选口号，要么是候选人与普京的合照，以证明自己得到了总统的背书支持。‍‍‍‍‍‍‍‍‍‍‍‍‍‍‍‍‍‍

就连热门旅游打卡地——阿尔巴特街的路中央，都横亘着一幅统俄党的竞选易拉宝。熙熙攘攘的往来人群中，无人敢把这块“路障”扔掉或挪走，所有人只得绕道而行。‍‍

在如大海捞针般地仔细观察后，总算找到了其它政党的竞选广告牌：俄共宣传板2块、“公正俄罗斯党”1块、“自由民主党”1块。除了统俄党，当时能进入议会的只有这三个政党。

而最后的选举结果，和各党派竞选宣传中的存在感比例完全一致：参加选举的14个政党中，只有实地挂出竞选广告的上述四党赢得了杜马议席；统俄党毫无疑问拿到接近四分之三的位置，俄共继续成为远远落后的“千年老二”。‍‍‍‍‍‍‍‍

投票当日，我早已离开俄罗斯。但通过新闻报道，我不仅了解了意料之中选举结果，还第一次见识到俄式选举中的“神奇操作”：投票截止时间过后，罗斯托夫州一个投票站的职员左顾右盼、确定周围无人，然后打开自己的手提包，把满满一包的选票灌入透明投票箱中。‍‍‍‍‍‍‍‍‍‍‍‍‍‍‍‍‍‍‍‍‍‍‍‍‍‍‍‍‍‍‍‍‍‍‍‍‍‍‍‍‍‍‍‍‍‍‍‍‍‍‍‍‍‍‍‍‍‍‍‍‍‍‍‍

周围是没有人，但这位上了年纪、对现代科技不甚敏感的大妈可能没意识到，头顶上便是监控摄像头，这一幕已经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迅速火遍国际互联网。那次选举，多个投票站都曝出类似的“灌票”行为，这些人在为谁灌票、哪个政党又是最大的获益者，答案在俄民众心中。‍‍‍‍‍‍‍‍‍‍‍‍‍‍‍‍‍‍‍‍

2018年是我最近一次去俄罗斯。那时俄罗斯上一次总统大选刚结束半年，恰好莫斯科本地朋友们可算是找到了可以倾吐的对象，在餐桌上争先恐后地与我分享选举投票的那些事儿。‍‍‍‍‍‍‍

一位莫斯科本地小剧场老板、“85后”姑娘属于不喜欢普京的年轻一代（给她打工的一位导演因为支持纳瓦利内，遭到逮捕、然后监视居住）。据她所说，投票当日她和妹妹把票投给了反对派候选人，其他家人没有出门投票。然而在官方的计票公示信息中，他们一家五口都“票投普京”。‍‍‍‍‍‍‍‍‍‍‍‍‍‍‍‍‍‍‍‍

她当时的男朋友在一家疗养院做医护工作。投票日那天，当地警察来到疗养院，“护送”一批批住院老人们去投票站投票。

按照当事人的回忆，工作人员会盯着每一个人在选票上勾选的候选人，因为此前有关部门已经和他们“打好招呼”：如果不把票投给普京，将来可能会被赶出疗养院、停发养老金。‍‍‍‍‍‍‍‍‍‍‍‍‍‍‍‍‍‍‍‍‍‍‍‍‍‍‍

另一位上了年纪、经历过战后苏联时代的艺术编导，则更加情绪化，愤懑地表示：在俄罗斯，所有的选举都是“f**k”；在俄罗斯，只有一个人拥有权力。

当然，自沙俄、苏联时代起，俄罗斯文艺圈人士（尤其是能说英语的精英）本就相对思想更激进、更喜欢批评本国政府和体制，同时又因为更具感性思维而容易发表情绪化的论断。我无法判断这两位朋友所说的真实程度有多高，亦不敢断言这些案例是否代表俄罗斯大选的普遍情况。‍‍‍‍‍‍‍‍‍‍‍‍‍‍‍‍‍‍

俄乌冲突爆发后，那位年轻姑娘已经跟随男友移居比利时，不得不放下在莫斯科的剧院经营。年事已高、根基在家的编导无法直接移居，仍像过去那般穿梭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进行艺术创编工作。

只是现在俄罗斯人出国的复杂程度要比过去高得多——去趟法国，从过去4个小时飞机变成了要辗转折腾48小时。‍‍‍‍‍‍‍‍‍‍‍‍‍‍

当然，俄罗斯大选并非总是外界所认为的那般“毫无悬念”。就总统选举而言，1996年的叶利钦连任之路无疑是最激烈的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举行二轮投票的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叶利钦和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无一过半、得票率之差3%，只得在半个月后进行一对一对决。‍‍‍‍‍‍‍‍‍‍‍‍‍‍‍‍‍

蹊跷的是，选前民调支持率长期领先的久加诺夫，第二轮投票中的得票情况还不如第一轮。在南俄伏尔加河流域、莫斯科周边部分州级地区、临近高加索的达吉斯坦等地，久加诺夫失去了其第一轮投票时的领先地位。‍‍‍

那次选举，俄罗斯社会第一次发出了关于“选举舞弊”、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声音，例如叶利钦行政当局利用“行政优势”迫使部分选民改换支持对象，亲叶利钦媒体的偏颇宣传，美国等外部势力支持叶利钦、影响选情......从那以后，类似说法在历次选举中层出不穷，但并不影响结果。‍‍‍‍‍‍‍‍‍‍‍‍‍‍‍‍‍‍‍‍‍

在俄罗斯剧变动荡的90年代，总统之争比现在激烈，国家杜马选举更是剧情跌宕起伏。在叶利钦与议会冲突、“炮打白宫”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杜马，在普京时代之前多党林立、极为碎片化，俄共更是在1995年和1999年连续两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借此短暂参与联合执政。‍‍‍‍‍‍‍‍

进入普京时代，不仅总统选举没有悬念，整合组建、与普京互相支持的统俄党也让议会选举失去了原来的竞争力。不过在此期间，2011年的国家杜马选举，除了体现出罕见的些许激烈争夺，也是彼时处于十字路口的俄罗斯最终调整国家方向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高歌猛进的俄罗斯经济开始趋于停滞，加上民众对“腐败”、“威权”等固有问题的不满，当年杜马选举见证了统俄党有史以来的最差表现：得票率和议席暴跌至刚刚达到半数。

此消彼长，俄共、公正俄罗斯党、自民党得票率全部达到两位数，议席加起来几乎可与统俄党分庭抗礼，俄共更是拿出了进入2000年代的最佳成绩。‍‍‍‍‍‍‍‍‍‍‍‍‍‍‍‍‍‍‍‍‍‍‍

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可让在野党满意、执政党勉强接受，然而事实证明这次投票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由于大规模的选举舞弊嫌疑（仅官方便有1100多起选举违规报告），俄罗斯各地掀起了持续至2013年的抗议示威活动，矛头直指普京。‍‍‍‍‍

除了规模在普京时代罕见，著名的反对派人物——曾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涅姆佐夫和前不久刚刚去世的纳瓦利内——也在这一轮抗议示威中被捕。到了第二年梅德韦杰夫任期结束、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抗议活动进入高潮，街头甚至出现“普京是小偷”的标语。

在历次选举几无挑战之后，普京这一次应该感受到了实质性的威胁。同一时间，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呈现“衰落”景象，北约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科索沃问题上步步紧逼，当年的利比亚内战让俄罗斯遭到“误导”、坐视卡扎菲垮台，紧接着2013年美国又打算在“叙利亚内战”中如法炮制......‍‍‍‍‍‍‍‍‍‍‍‍‍‍‍‍‍‍‍

更不要说彼时世界刚刚步入社交网络黄金时代，外部力量透过国际社交网络，以看不见的方式影响俄国内潜在的下一代反对派，内外融合的便利程度加剧了俄政府应对的“攻防难度”。‍‍‍‍‍‍‍‍

俄罗斯国内小气候的微妙变化，与外交环境大气候的步步紧逼，让普京最终下定决心，改变原来融入西方、至少是平衡西方的战略，决定不惜撕破脸皮也要捍卫生存空间。至于在社交网络一代迅速成长的反对力量，俄政府收回了最后的容忍限度。‍‍‍‍‍‍‍‍‍‍‍‍‍‍‍‍‍‍‍‍‍‍‍‍

2014年的基辅麦丹广场事件，以及随后的克里米亚危机，标志着俄罗斯完全走向相向之路。‍‍‍‍‍‍

所以选举在俄罗斯或许显得不那么悬念丛生、紧张刺激，但不代表它毫无历史和现实的风向标意义。2026年9月下旬投票结束后会发生什么？想必有心人士已然“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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