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蟑螂组织：愤怒的年轻人，选择认领恶臭的称号

2026年5月15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在庭上说了一句话。

他说那些失业的年轻人、那些整天闹事的活动家：

是"蟑螂"，是"社会的寄生虫"。

记录员照常敲下这两个词，像敲下任何一个别的词。

第二天，一个叫阿比吉特·迪普克的男人注册了一个网站。名字叫：

"蟑螂党"。

他三十一岁，在印度一座不大的城市长大，念的是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后来出国读了个公关的硕士，回国给人做过社交媒体。他不只是一个愤怒的少年，还是一个：

知道愤怒能怎么用的人。

他做的事其实很简单。那个用来侮辱人的词，他从对方手里拿了过来，像徽章一样别在自己胸口。

这是一门古老的手艺。被骂的人，把骂人的话变成自己的名字。

同一天，那位大法官发表了澄清，说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

被侮辱之后，除了沉默，应对的方式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解释：我不是蟑螂，我投过多少简历，我熬过多少夜，我值得被当人看。

另一种是承认：好，我是蟑螂，那又怎样。

第一种更体面，也更累。

它默认了对方有资格当裁判，你得一份一份把自己的努力交上去，等一个人点头，说你合格了，你可以做人了。

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耗掉了整个二十几岁。

他们不是不努力，恰恰是太努力了，努力到最后才发现：

那个打分的人从头到尾就没打算给分。

蟑螂组织走了第二条。

他们给自己写的纲领，前几个词照抄印度宪法的序言，最后一个词是自己加的：

懒惰。

加入组织不要求你先证明自己不懒，不要求你先：

自证清白。

那道门槛，他们当场取消了。

我知道会有人皱眉：懒惰怎么能写进纲领。

但我们可以换种角度看问题。

一个把"懒惰"当身份的人，和一个天天证明自己不懒的人，谁活得松快一点。

后者的力气：

全花在辩护上了。

他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自我审判，睡前最后一件事是自我判决，中间那十几个小时用来搜集证据。

这样的人是没有余力做别的事的。

蟑螂组织做的，是把这场审判叫停。这个词你们随便用，我们不在乎。

后面的事他们自己也没料到。几天之内，那个账号涨到两千万粉丝，比当地主流组织的官方账号还多。

线上登记的组织成员超过：

三十五万。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出来表态支持——十五年前，他曾用绝食的方式让整个国家谈论了一年反腐。几个有名的导演支持。几个反对派政客也来沾光。

一个玩笑被人当真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玩笑了。

让这件事变重的，是：

考卷。

六月，事情从线上走到线下，诉求变得非常具体：全国性升学考试的：

泄题舞弊。

这在印度是天大的事。那是几百万个家庭把全部希望押上去的一场考试，是许多穷孩子：

唯一那条向上的窄路。

题目被提前卖掉了。

有人复习了三年，走进考场，才知道答案早就在别人手里流转过一圈。有些孩子在成绩出来之后没能撑过去。

后来学生们提出的条件里，有一条是要求政府赔偿那些家庭。

于是有了一个朴素的要求：

教育部长下台。

六月二十日，德里市中心一个专门留给抗议者的广场上，人聚了起来。

印度的社会议题通常会被迅速拆解，按种姓拆，按宗教拆，按语言拆，按地区拆，这是当地屡试不爽的老办法。

这回不行。

泄题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出身哪一层、信哪个神、说哪种话，你都可能是那个被卖掉的人。

被同一件事骗过的人，很难被离间。

七月二十五日，教育部长：

辞职了。

他没有道歉。

他在声明里说，他不希望年轻人的情绪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一个人在下台的同时，还要把台阶从对手脚下抽掉，还要顺手暗示那些让他难堪的人不干净。

而印度总理，在沉默了几个星期之后，破天荒地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对学生说话。他说，泄题不是一件小事。

他这个身份的人，跑到年轻人的地盘上，用他们的语言，说他们的事。这在两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算赢了吗。

当地有评论说得很不客气：

这些蟑螂"从来不够激进"。

换掉一个部长，别的一动没动。

考试制度还在那里，失业率还在那里，那位大法官还坐在那张椅子上。

但我们也不该总是一副什么都看穿了的姿态：反正没用，反正一切照旧，反正只是被情绪调动了一次。

看穿是最省力的退场方式。它让你什么都不必做，同时还显得比做了的人更聪明。

这些年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像一场：

缓慢的撤退。

先是发现努力和回报之间那根线断了。

然后发现，那些劝他"再坚持一下"的人，自己早就不坚持了。

于是他把门关小一点，把期待调低一点，把在意的人减少一点。

他给自己造了一个壳，壳里安全，只是有点闷。他不再指望被理解，但其实：

还是想被看见，只是已经不敢先开口。

这种状态容易被人笑作懦弱。我不这么看。

一个人反复伸手、反复被拍回去，最后学会不伸手，这是很正常的学习结果。

但它有一个副作用：

隔开那只手的同时，也隔开了另一些伸过来的手。

印度蟑螂组织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不在诉求，也不在方法，而在于它让几十万个各自躲在壳里的人，忽然知道：

对面那个壳里也坐着一个人。

他们没有先要求彼此变得像社会要求的那样更好、更勇敢、更值得。他们只是先认了同一个名字，​并为此​​：

有所作为。

卡夫卡在一九一五年写下《变形记》，格里高尔·萨姆沙某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小说最难受的地方不在他变成了虫，而在他的家人一开始还爱他，后来觉得他碍事，最后觉得他不在了才好。

而格里高尔自己，从头到尾都在替家人着想，都在为自己添的麻烦感到羞愧。

他到死都在道歉。

他一次也没想过：

也许该道歉的不是他。

有句话常被安在甘地头上："他们先是无视你，然后嘲笑你，然后攻击你，然后你就赢了。"

这句的出处其实不可考，多半不是他说的。我在这里引用，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

那么多人需要它是真的。

德里的九月要来了。蟑螂组织会不会有新的行动，会不会几年后连名字都没人记得，我不知道。

我只想问一个更小的问题。

如果哪天有人当着你的面说，你是社会的寄生虫：

你打算解释，还是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