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支猩猩毛做的笔，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少见的“八十岁样本”。卷末自题写得明白：嘉泰甲子岁正月甲午，用郭端卿所赠猩猩毛笔，时年八十矣。这卷就是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自书诗卷》（亦称《自作诗卷》），纸本，纵31厘米、横701厘米，三百七十余字，写的是他退居山阴后所作八首诗。
诗的内容记东村父老、访隐者、游近村，语气平淡，全无早年“铁马秋风”的激越，写完六年他即去世，此卷因此成为其传世墨迹中晚年面貌最完整的一件。
很多人以为高龄书写会趋于保守，这卷恰恰相反。它的用笔保留了早年学颜真卿、苏轼的发力习惯，又明显融入杨凝式行书与张旭草书的长处。起笔多顺锋直入，不作修饰，行笔以中锋为主、侧锋取势，转折处圆中带方，偶见绞转，重按处沉实不塌，轻提处细而不弱，迟疾相济，节奏变化完全由书写过程自然生成。
结字大小随势而定，欹侧而重心稳，行书与草书相间，草法有度，几乎不出现难以辨识的狂怪写法。墨色一蘸墨写数字，由浓渐枯，枯笔苍润，过渡毫无做作。工具本身也参与了风格的形成：猩猩毛笔毫质硬挺、蓄墨充沛、弹性足，疾书时仍能保持线条的骨力，配合宽松的行距，通篇显得从容而不局促。
同时代人对他的书法并不陌生。朱熹称“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卷后元人俞庸跋谓“字画遒劲”；明人程郇题“诗甚流丽，字亦清劲”；沈周认为“诗老而笔愈劲”。
清代赵翼更直言“放翁不以书名，而其书实横绝一时”“于草书功力几于出神入化”；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把陆游与朱熹、范成大、张即之并列为“南宋四家”。有意思的是，这些评价大多出自与他同时或稍后的人，说明“书名被诗名所掩”更多是后世阅读习惯造成的结果。
这卷的现实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几个当下稀缺的参照。其一，它示范了“慢下来”的草书：不以速度炫技，而以迟疾对比组织节奏，正好矫正一味求快导致的浮滑。
其二，行草相参、草法严谨，是从行书迈向草书最稳妥的过渡范本，学它不会掉进草法混乱的坑。
其三，墨色与字形的变化都来自真实书写状态，而非事后设计，临习它能理解什么是“写出来”而不是“摆出来”的作品。
其四，诗文与笔墨同出一人之手，文意起伏与书写节奏彼此呼应，是体会“诗书一体”创作方式的直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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