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考过满分的女孩，从来没有人告诉她可以参加高考｜我会拯救你29

大家好，我是陈拙。

上一集发出来后，后台被大家给作者的夸奖刷屏了。

有人说，作者侯小圣是“澳大利亚版张桂梅”；

有人说，她演了一出现实版的《一个都不能少》；

还有人说，侯小圣这个名字没取错，她就是孩子们心里的“齐天大圣”。

大家这么激动，是因为侯小圣在澳洲做司法社工期间，自掏腰包办了个野路子高考补习班。

最后，她把三个连英文试卷都做不完的原住民女孩送进了澳洲顶尖大学——墨尔本大学。其中一个女孩的成绩，超过了全州99%的考生。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临时的补习班，究竟是怎么创造奇迹的？

但我得多说几句。

如果这个故事只是“三个女孩考上大学”，那今天这一集讲完，就可以收工了。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爽文。

可现实不是爽文。

大家都喜欢奇迹，我也喜欢。绝地反击、逆天改命，看的时候特别痛快。

奇迹发生的时候，人们都在欢呼鼓掌，却很少有人会去想：然后呢？

掌声最响的那一刻，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成功会带来更多期待，也会把创造奇迹的人架在原地。人们会默认，既然你救了三个，就还能救下更多；却很少有人想过这次成功需要什么条件，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对侯小圣来说，拼了命把一件事做成了，以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结果发现，真正的麻烦，是从"做成了"那一刻才开始的。

作为一名澳洲司法社工，我的工作本该是给社会系统“兜底”。我的日常是处理家庭暴力、儿童保护和心理危机。

走到我面前的人，人生往往已经千疮百孔，他们求的通常是一张安全限制令，或者一份验伤鉴定报告。

但在2018年2月，我的咨询室里，出现了一样极其违和的东西——一张高中成绩单。递出它的是一个叫玛蒂的女孩。她是一个读高三的原住民，来自墨尔本附近的一个原住民社区。

和玛蒂一起来的，还有两个年纪差不多、从小一起长大的原住民女孩。她们站在咨询室门口怯怯地对我说：“我们想读大学，想学金融，你能帮帮我们吗？”

那时离澳洲高考，只剩8个月。

我做了一个外人看起来很荒谬的决定：自己办一个补习班，帮三个女孩考大学。

毕竟要论补习，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输过。

我找到一家原住民帮扶机构，负责人苏西同意免费给我们提供场地。接着，我开始自费出钱找老师。

前后忙活了3个月，终于在离高考还有5个月的时候，我把补习班办了起来。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小教室里要补上的，远不止几门功课。

补习班地点离玛蒂的原住民社区不到三公里，是一栋两层的小房子，苏西把上面一层空出来给我们当教室。工作日晚上和周日，英语老师纳耶丽和另外两个老师会轮流来给玛蒂她们上课。

纳耶丽也是原住民，上过大学，英语流利，这在当地其实非常难得。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是边缘群体，占人口不到5%。原住民学生长期辍学率很高，升入大学的极少，很多学校干脆不再按升学标准培养他们。

因为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纳耶丽试讲的第一堂课，就向三个女孩介绍了自己的出身。

她说：“如果有什么英语听不懂的地方，你们可以用‘我们的语言’问我。”

玛蒂她们明显一下就被她吸引了。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姐姐”，会不会对玛蒂她们更有帮助。但确实能在课间看到女孩们围着她，用原住民语言闲聊。聊到什么好笑的地方，几个人笑成一团。

有时候我忍不住上去凑热闹，她们就会简单概括一下讲给我。

可是梗这种东西，脱离语言就不存在了。

听完我的反应通常只有干巴巴的“噢”，然后哼哼唧唧地退回自己的位置。

补习班上课的时候，我通常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到了晚上，饿了，我就从包里掏出三明治。还是那个穷酸配方：两片便宜的吐司，夹着煎蛋、火腿和西红柿。三明治有时会被书包压得扁扁的，我就用手把它捏回原状，低头干咽。

有一次玛蒂下课后走过来，看了一眼我手里的三明治，问我：“你是不是每天都吃这个？”

我说：“对，方便。”

我嘴里塞着东西，含糊地问她吃饭了吗。

她说吃过了，又转回去写作业。

有时候下课，我会和纳耶丽一起往回走。路上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就去吃点东西。我喜欢一家韩国快餐，芝士、泡菜、炸鸡，全盖在米饭上。纳耶丽没吃过，第一次尝试就爱上了。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她说，她们家里人很喜欢吃鱼，会加大量的特色香料烤着吃。我想起自己曾在市集的原住民摊位上见过那些香料，足足五十几个大盆子摆在一起，大部分香料我都不认识。

我问纳耶丽会不会做那种烤鱼。她摇了摇头。她说，在她们的传统里，菜谱这种东西是要等上一代人去世时，作为遗产写进遗嘱里，指定继承给谁的。

“我大概率是继承不到的。”她用叉子戳着碗里的米饭，“因为我是离开家的人。”纳耶丽大学毕业后，离开了原住民社区，独立在外生活。

纳耶丽家里人倒也不是排斥她回去。部落节庆、家族聚会、老人病了、谁家办婚礼或葬礼，她几乎都会回去。妈妈也会给她打电话，问她想吃什么。

她每次都说：“烤鱼。”

“可惜我没法邀请你去家里吃。”她有点抱歉地看着我，“因为在他们眼里，你是外人里的外人，超级外人。”

“你甚至是外国人。”她半开玩笑地用手背蹭了蹭我的脸，这是很多澳洲人表达亲昵的习惯动作。

她看似在对我说，但我觉得她也是在形容自己，于是我把问题抛回去：“那你平时还和社区里的朋友见面吗？”

“见啊，她们都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不过我们都在外面见。”

我知道她说的“外面”，是在社区之外。

她们依然会约在市中心看电影、看展，但大多数时候，是纳耶丽在说，朋友们在听。

有一次，一个朋友随口提起社区长老最近在为一个项目募捐。刚起了个头，另一个朋友就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她一脚，示意她不要对纳耶丽说下去。

“可能她们觉得，在这件事上我是外人。”纳耶丽说。

她跟我说起过一件事。有一次她回社区参加家庭聚会，正好赶上议事会，她也想参加。议事会在小礼堂举行，大门门槛有半个小腿那么高。她右腿刚抬起来，社区长老就说：“你不能进来。”理由是她已经搬走了，不能再参会。在原住民的传统里，议事会是社区内部的事，只有仍然生活在社区里的人才有资格参与决定。离开了，就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到了“外面”。

所有人都在看着她，她的家人也没有为她说话。

她说，那时候她很震惊，甚至有点害怕。以为要被整个族群彻底驱逐了。后来妈妈安慰她，说不参加也没什么，社区里的事无非就是调解矛盾，谁把谁打了，谁在外面惹到谁了。

说到这里，纳耶丽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意味，

“还有一些恶性犯罪，”她说，“应该去坐牢的那种。你听了会爆炸。”

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坦诚地跟我说这些。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纳耶丽倒是很开朗地笑了笑。

“没事。”她低头咬了一口炸鸡，说，“反正我也听不到了，眼不见为净。”

我周末会去补习班加班，有时候我到得早，会在门口咖啡店碰到苏西，她很忙，为了机构的事情也会来加班。我们一前一后排队，谁也不说话。但买完咖啡，她会等我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往机构走。

路上她偶尔会问一句：“学生怎么样了？”

我说还行，在适应。

她点点头，不再追问。我知道我俩心里都没底。

我们偶尔会在休息室一起吃午饭。她每天带一个饭盒，打开来永远是汤——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加了热水，就变成了蘑菇汤、胡萝卜汤，或者不知名蔬菜汤，虽然每天不重样，但形式永远一样。

有一次我加班带了室友做的卤鸡爪，她看了一眼，整个人往后缩了缩。我说这个能吃，很好吃。她摇头，表情像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看到她的表情，我觉得很好笑，心想我还没把鸡胗带给你呢。表面上我们互相嫌弃对方的午饭，其实这不过是我们用来转移注意力、掩饰内心忐忑的一种默契。

刚开课那几天，我准备每次课后送三个女孩回家，顺便了解一下她们的学习情况。

我问她们要不要我送。

三个人对视了一眼，玛蒂说：“不用，我们坐公交。”

“为了练英语，”旁边的女孩补充道。

她们告诉我，一开始她们总是错过站，因为英文站名读得太慢，反应不过来。

那天我跟她们一起上了公交车。车上人不多，我们在后排坐下，我掏出手机，教她们用墨尔本的公交查询软件PTV。

“你看，输入起点和终点，它会告诉你该坐哪路车，还会显示还有几站到。”

三个人挤过来看我的手机屏幕，当场就下载了，还互相用族群语言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怎么用。

她们学得极快。看着她们在车上熟练地滑动手机屏幕互相讨论，我心里突然很踏实——只要给她们机会和工具，她们能适应得比谁都快。

后来她们真的再也没让我送过。

我一直担心，区区5个月，到底够不够填平她们过去落下的一切。她们过去所在的学校里，原住民学生被单独分在一个班。这个班名义上仍然是高中课程，实际上很少有人真的期待他们参加高考、进入大学。老师一节课讲不了多久，剩下的时间就是发卷子、自己做题。学校对这个班的态度，更像是等他们混完最后几年，拿一个结业证明，然后离开。

所以玛蒂她们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努力。她们只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放进那套真正通往大学的训练里。别人用了十几年熟悉考试规则、英文题目、答题节奏和学科体系，她们只能在最后五个月里，把这些东西重新补上。

只要一有空，我就跑去补习班检查老师们的教学进度。去得太勤，连纳耶丽都忍不住把我拉到走廊上，让我别把焦虑传染给学生。

“她们脑子聪明，一点都不差。”纳耶丽压低声音说，“她们唯一欠缺的，是根本不懂‘高考’这个游戏的规则。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她们听得懂的语言，把规则刻进她们的脑袋里。”

其实不用她说，我心里也有一笔账。

补习班开班后的第一场考试，我就偷偷给三个孩子算过分。成绩满分是50分，三个人此前的校内课程成绩都接近40分，玛蒂的数学还拿过满分。澳洲高考不是只看最终考试成绩，平时课程得分、最终考试和排名都会进入一套复杂的换算体系。我把她们过去的课程得分一项项列出来，加权，估算她们高考需要再拿到多少分，才能摸到大学的录取线。

算出结果的那一刻，我先是惊喜，接着是焦虑。

因为她们离大学已经很近了。近到我没法再用“时间太短”“基础不够”来安慰自己。她们不是没有希望，恰恰相反，她们已经把自己推到了离录取线不远的地方。

如果最后没考上，问题就不在她们，而在我这个临时拼起来的补习班：老师找得够不够好，课程排得准不准，我有没有判断错方向。

她们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默认放弃的环境里，已经默默学成了这样。我很害怕，怕我们这个草台班子，配不上她们的努力。

但我没敢把这种焦虑表现出来。玛蒂她们也很少跟我闲聊了。每天推开教室门，三个人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打开书包就是学。

我跟她们说，时间很紧。你们都想学金融，但你们没什么条件在假期去实习了解金融公司运作，所有知识点几乎都只能从书本里来。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可能多地看书、做题、整理错题。

我设计的时间表很简单：每堂课先固定测验，再复习上一节课的知识点，然后学新的。第二天她们自己找时间整理错题，晚上到补习班的时候交给我。

有一天，我看见数学老师在疯狂给她们印最基础的四则运算卷子。

我惊了：“马上高考了，练这个是不是太浪费时间？”

“不，”他头也不抬地说，“正常考生有十年的时间建立计算直觉，她们没有。我现在只能靠暴力刷题，把她们的手感给练出来。”

我看着那一摞卷子，感觉他也在紧张，恨不得把从0开始的数学知识全都塞进她们脑袋里，带着去高考。

英语课上，纳耶丽针对她们的情况，研发出了一套适合她们的教学方法。

她没有一上来就让她们写完整文章，而是先拆句子、拆题目。

比如一道金融简答题：

“一个小企业想扩大经营，讨论两种融资方式，并评价优缺点。”

纳耶丽会先把题目写到白板上，不让她们急着回答，而是问：

“这个问题真正要求你解释什么？”

“关键词在哪里？”

“讨论和评价这两个动词是什么意思？”

“它是要求你描述、分析，还是给出你的个人观点？”

她在题目下面画线，把一个长问题拆成几个部分，再在旁边标注时间。

一道题十分钟。

两分钟构思，两分钟答第一部分，剩下的时间完成论证和检查。

这是纳耶丽通过观察她们答题总结出来的。因为三个女孩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做不完题。

尤其是玛蒂。

她经常花十几分钟读题、思考，然后才开始动笔。结果就是到收卷时间了，她还没写完。

有一次模拟考，离收卷只剩两分钟，玛蒂急得满头大汗：“我还没写完，我马上想出来了！”纳耶丽毫不留情地一把将试卷从她笔尖底下抽走：“如果这是真的高考，你就收拾收拾，等下一届再考吧。”

第一次听她这么说，玛蒂直接吓哭了。

我把玛蒂带出教室。她靠在墙上，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嘿，”我说，“这只是个比方。没人说你今天没练好，高考就完蛋了。”

她不说话，只是擦着眼泪盯着空气。

“你只是还没掌握这个技巧。”我弯下腰看她的眼睛，“明天再来练就是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点点头。

第二天做题的时候，纳耶丽让她们在草稿纸上写下时间节点：

十分钟倒计时，开始读题、思考；

八分钟倒计时，必须完成第一部分；

五分钟倒计时，开始最后一部分；

一分钟倒计时，检查论点、错别字和语病，准备结束。

刚开始，玛蒂觉得这种方法很奇怪。

“可是如果我还没有想完整怎么办？”

纳耶丽告诉她：“考试不是等你把答案想完美之后再写。考试是在规定时间里，拿到最多的分数。”

一开始，玛蒂会紧张到十几秒就看一次表。

纳耶丽干脆把所有能看到时间的东西都收起来，说：“这几天我们就练习感知时间。”

她自己带了一个计时器。

一按，咔嗒一声，十分钟倒计时开始。

起初三个小姑娘还是会超时。每次计时器哔哔哔响起来，她们仨就一起发出小小的惊呼：“糟了糟了。”

纳耶丽一句废话都不多说，抽走废卷，发下新的：“重来。”

练得多了，就有了肌肉记忆。

有一天，纳耶丽问我：“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训练成果？”

她上课的时候，我钻进教室。三个小姑娘已经拿好了卷子。

纳耶丽问：“准备好了吗？”

她们仨都点头。

我坐在玛蒂后面，抻长脖子看她飞快地写着简答。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是她的手带着脑子在动。

她先快速画出题目里的全部关键词，然后开始写第一问。写了一会儿，就在草稿纸上画一个圈。画到第四个圈时，她放下笔，开始检查。

可能是发现了拼写错误，她划掉一个单词，重新写了一遍。

再放下笔的时候，计时器刚好响了。

三个小姑娘一起交卷。

我目瞪口呆。

即使是我自己高考那年，可能也做不到这样。看着玛蒂飞快答题的样子，我心里都是惊喜和感动——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来的老师，真的帮她们跨过了这道坎，看来我的钱真的没白花。

后来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

她们开始习惯每节课一进门就测验，习惯把错题按日期贴进本子里，习惯在草稿纸右上角写倒计时。

最开始，三个人做完一套卷子，桌面上会乱成一团，讲义、铅笔、橡皮屑和没喝完的水杯混在一起；后来她们会自己把试卷按科目分好，把不会的题折角，等老师一进门就举手问。

玛蒂还是会因为一次模拟成绩不理想掉眼泪，但哭完以后，她会自己把卷子拿回来，一道一道重新看。另两个女孩也不再只跟着她往前冲，她们开始有自己的节奏：有人英语进步快，有人数学稳定，有人会在下课前偷偷多要一张练习卷。

补习班的灯经常亮到很晚。桌面上堆满讲义、草稿纸和被翻旧的课本，有人趴在桌上睡着，又被计时器叫醒，揉揉眼睛继续写。

窗户半开着，外面飘着细细的雨，冷风吹进来。我有时会突然想起自己高考那年。这里和家乡季节相反，但都是从天冷的时候开始冲刺，到回暖的季节去参加考试。

澳大利亚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其中一种总来造访我这个小小的补课班。它的叫声很像人在狂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以为是谁在外面看笑话。

有时候写着题，窗外那只鸟突然开始狂笑。一开始没人抬头，后来大家都憋不住，整间教室一起笑了起来。

到最后一个月，我已经很少需要催她们了。她们也终于摸清了这场游戏的规则，知道什么时候该读题，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该把自己会的东西先写上去。

我不敢说她们一定会考上，但我第一次觉得，她们真的可以上考场了。

高考前，我问过一次，需不需要我去送她们。

玛蒂她们都说：“不用。”

高考那天早上，我站在补习班门口，看着她们一个个背着书包走远。窗外那只鸟又叫了起来，这一次听起来好像在说“加油”。

再后来，就是等成绩。

成绩公布那天，我其实能直接查到她们的分数，但我没有登录她们自己的账号。我觉得那应该是她们先看到的东西。于是我坐在电脑前等她们给我发消息。

电脑屏幕亮着，邮箱静悄悄的。

我无意识地打开几本电子书，又关上，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强迫自己冷静一点，最后做出的冷静行为，是把电脑音量调到最大。

玛蒂的邮件先来。

“嗖”的一声。

她问我：

“ATAR 99.10，是什么意思？”

我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几秒，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尖叫，而是确认自己有没有看错。澳洲高考最终排名由30%的平时课程得分加上70%的高考成绩换算而来，ATAR是一个全州排名分，数字代表你超过了全州百分之多少的考生。99.10意味着，她高考的成绩超过了全州99%的学生。

但我还是不敢马上回她。

我打开那一年的录取分数区间，从普通大学一路往上翻。浏览器转圈的那几十秒，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咚咚地跳。

一直翻到99开头的那一栏，我才停下来。

玛蒂的分数就在里面。

99.10。

全州前百分之一。

后来另外两个女孩的成绩也陆续发了过来。她们的成绩都够了。

这意味着，她们会被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之一录取。三个女孩考上了澳大利亚的“清北”——墨尔本大学，她们要在墨尔本读大一了。

我在办公室里无声地尖叫。

过去五个月，我接了几乎所有的夜班，和学妹合住把房租从九百压到六百八，每周吃饭从一百澳币砍到二十块，每天靠最便宜的三明治撑着。三个科目的老师，每月课时费加起来超过三千澳币，差不多是我月工资的一半。全是我一个人垫的。现在，这笔钱终于有了交代的可能。

我又把成绩发给纳耶丽。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我，连发了好几条消息：

“她们是天才吗？”

“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最后一条是一句原住民语言。

我让她翻译。

她说，大意是：“她们的神显灵了。”

2019年3月，我正在机构上班，办公室门口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三个女孩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午餐盒。盒子里塞满了奇奇怪怪的各种食物，除了三明治和香肠，甚至还有果冻和装饰小糖珠的蛋糕。

她们站在门口，看见我之后先笑了。然后三个人几乎同时冲过来抱我。

玛蒂把盒子往我手里塞。

“你不能每天都吃一样的三明治。”

她们说话还是和以前一样，会抢着讲，也会互相打断。

“我们真的进大学了！”

“我们真的做到了！”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住宿舍了！”

我问她们大学生活怎么样。

“第一周听不懂教授讲课，回宿舍哭了一晚上。”

我立刻紧张起来：“现在呢？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

她们仨互相看了看，然后都笑了。

“只是第一周！现在已经适应了。”

我一边吃她们带来的午餐，一边时不时插几句话。我告诉她们，市中心那边有些中国菜，比如米线，很好吃，可以去试试；电车到某个站会出免费区，记得刷卡；美术馆的展可以逛一逛，线上买票就行；门口有时候会有卖手工模型的小摊子，但有点宰客，不要买。

为了表示心意，我把她们带来的食物全都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几个孩子真舍得给我用料。三明治里面是厚厚的巧克力酱加奶油，我一边到处找水喝，一边继续说，还是之前的原则，有任何问题就来机构找我，我会帮你们。

她们高高兴兴地说：“OK！”

纳耶丽也来跟我告别。

她那天穿了一条深蓝色的裙子，戴着两个超级大的金耳环。我说：“你像个歌手。”

她说：“我唱歌很好听的。”

然后突然模仿起了Cardi B。（一个很红的rapper）

我笑得喘不上气。

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机构见到她。入职的时候她就说过，她只能教一年。我当时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心里只想着，只要能赶紧来教就行。

“未来有什么打算？”我问她。

她耸耸肩：“给有钱人当家教，在别的补课班兼职。忙啊，但是还可以。”

然后她想了一会儿，又补充：“我想多赚一点钱。”

我问：“为什么？”

她很坚定地说：“我要买一艘船。”

“到时候邀请我，”我说，“我也想出海。”

纳耶丽一口答应：“一定。”

她们离开之后，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

我把桌上的午餐盒收好。热闹过去了，但这件事还没真正结束。

其实补习班刚开始之前，我就给教育局写过申请。那时对方的回复很客气，大意是感谢我们对教育事业的热心，但希望我们先证明这个项目有开办的必要。

我当时把这句话理解成一个条件：如果我们能把补习班办起来，如果真的有原住民学生愿意来，如果她们真的能考上大学，那这件事就会被承认。

所以现在，我终于可以把“证明”交上去了。

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材料。学生名单、课程记录、教师聘用文件、课时安排、成绩变化、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还有这五个月来所有支出明细——教材、打印、交通、临时补贴、外聘教师费用。

每一张票据都按时间顺序归档。

我花了整整几天整理这份文件。白天工作结束以后，我回到家继续打开电脑，把一页页材料重新检查。有时候已经晚上十一二点，我还坐在桌前，看着那些表格和数字发呆。

五个月前，这个所谓的“项目”，还只是几个女孩坐在教室里的身影。现在，我要把这些数字和结果，变成一份正式申请。

我打开邮箱，开始逐字逐句地写。最后，我在邮件末尾写下结语：项目已证明必要性与实际成效，申请补充拨款，并报销前期个人垫付支出。

邮箱跳出“已发送”的那一刻，我还是忍不住期待了一下。

我知道有预算限制，知道审核流程可能很漫长，但我第一次觉得，这件事也许终于能被正式承认。

毕竟结果已经摆在眼前。

三个女孩考上了大学。

补习班不是空想。

维多利亚州原住民学生能顺利读完高中的比例并不高，真正进入大学的人更少。她们所在的社区，过去几十年里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也就是说，玛蒂她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考上了大学”。她们把一条几乎没有被铺设过的路，走通了。

几天后，教育局有了回复。

那天下午，一个教育局区域项目官员去了苏西的办公室。

苏西后来形容他：深色西装，一丝不苟的领带和头发，说话很慢，礼貌得近乎没有情绪。

她尽力压着情绪，完整复述了那场谈话。

他先肯定了项目。

“我们看过材料，学生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你们确实做了很多努力。”

他甚至特别提到录取结果，说这说明团队投入很大，也说明这些女孩非常优秀。

但是。

气氛从这里开始急转直下。他开始一页页翻报告。

问题变得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像审查。

“这个补习班最初依据哪一项正式教育项目立项？”

苏西回答，没有正式立项，是机构牵头的临时教育支持。

他点头记下，又问：

“教师聘用是否经过统一审批流程？”

“课程设计是否经过教育部门备案？”

“学生是否属于政府当前注册的重点扶助项目？”

苏西一项项回答。多数答案都是否。因为这本来就是一条被常规系统挡住后，临时开出来的路。

他又问：“你们的学生承载力是多少？如果出现更多学生，你们是否能接收？”

苏西回答不上来。因为连这一届，都是靠不断协调和个人垫付支撑下来的。

后来，他合上文件夹，语气仍然平稳。他说，这个项目有价值，但还不够成熟。教育局无法以个案成功作为长期拨款依据。目前它缺乏标准预算结构、风险评估、持续师资模型，以及可复制性。

关于我前期垫付的支出，他也给了明确回复。

因为项目并非政府正式批准启动，相关个人投入不符合追溯报销条件。

换句话说，事情做成了。

但程序上，它从未真正存在过。

苏西后来问他：“可孩子们已经进大学了，结果难道不能证明必要性吗？”

那位官员停了一下。

他说：“结果证明它可能有效。但政府拨款，不只依据结果。我们必须依据制度。”

整场谈话里，他没有提高音量，没有否定孩子，也没有说我们做错了。

他一直很礼貌。

苏西把这些转述给我时，我想了很久。原来制度是这么做的：它会先肯定你的努力，赞赏你的成果，认可你的善意，然后平静地告诉你，这不在规则里。

实际上，他们就是从来没想过为这个项目拨款。

我不明白。

后来，我试着全网搜类似的项目，想知道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理解错了哪里。

在相关网站上输入“原住民”，弹出的政府项目里，有很多打着“历史”“文化”之类的标签。真正和医疗、教育、法律这些现实支持直接相关的项目，反而少得可怜。

我顺手点进了一个原住民历史介绍页面。

页面里写，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大陆上生活着数量众多的原住民族群。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亲缘结构、土地关系和长老自治传统。殖民开始后，同化政策不断改变他们的生活，很多社区被迫迁移，孩子被要求进入英语学校，传统语言和生活方式被不断压缩。

1910年代到1970年代，大量原住民儿童被从家庭中带走，送进机构、教会或白人家庭。后来，这一代人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我突然想起玛蒂说过的话：“哥哥姐姐不回来了，家里人也不怎么提他们。”

孩子走出去，就可能不再回来。

这不只是她家里的担忧，也不只是某个社区的保守。它可能是一代代人记下来的恐惧。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一些家庭不支持年轻人离开社区，为什么有人会把“出去读书”“进入主流社会”看成某种背离。

玛蒂她们是三个孩子。

可她们又不只是三个孩子。

她们站在一段很长的历史后面。人们想保护她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可这种保护有时又会把她们困在原地。她们自己也被夹在中间：如果学英语、考大学、去大城市生活，会不会意味着离开自己的族群；可如果不学，她们又会不会失去更多机会。

两个族群之间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我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我也突然理解了纳耶丽曾经偶尔流露出的欲言又止。这不仅有被自己人排斥的委屈，更有面对这一切，早已看透却无法改变的无力感。

我很茫然。

我想起纳耶丽站在议事会门口，被长老拦下来的样子。

也想起纳耶丽曾经和我说过的一句话：让她们上大学，这到底是在帮她们，还是把她们带离原来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苏西告诉我，如果我想把钱拿回来，还有一个办法。

她找到一家课外辅导机构，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想把它做成一笔生意。我们可以和他们合作，把前期投入作为“入股”。只要它真的能运转，就可以通过分红的形式慢慢赚回来。

理论上，这是可行的。

只要我点点头，变成苏西说的“股东”，钱就能回来。可这就意味着，我这个原本只想帮一次忙的局外人，要彻底让自己深陷其中。

这让我非常犹豫。

我想过要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做点什么，比如调研华裔女性的心理状况，调研我发小曾经患上的厌食症，或者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经历过原生家庭创伤的人。这些都和我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

可是这些原住民孩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她们背后的问题，是几百年都没人能解决的死结。

我的时间也很宝贵。我已经把三个人送进了墨尔本大学，我不欠任何人。也许，咬碎牙自认倒霉，当那笔钱打了水漂，彻底抽身离开，才是成年人最理智的解决办法。

那天下班，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车去了离机构最近的原住民社区。我想看看，纳耶丽说的“原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一直知道这个地方。它离我上班的地方只有十公里，只是我在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听说过社区办什么活动，更没有收到过来自这里的求助，所以从没进去过。

我把车停在外面，在入口处站了一会儿，才往里走。

这里和澳洲大部分小区没有太大不同。如果一定要说，就是更热闹一点。几乎每家都有小院子，院子里常常摆着一张长条桌，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桌边闲聊、做家务。远远看见我走过来，就好奇地望着我。

有人问我来找谁。她用的是英语。

我用自己学过的一点点原住民语言，艰难地回答她。我知道自己说得很不标准，但他们还是肉眼可见地高兴起来，忙着拉我进去坐，给我塞零食。

可是，等我坐下来，详细介绍完我办的补习班时，他们的反应却很平淡。在大部分原住民的观念里，大学似乎并不是必须要读的。读不读，最后都要找工作，而工作，绝不是你有了学历就能找得到的。

有个年轻妈妈告诉我，她之前考过电车司机的驾照。为了那张驾照，她花了很长时间学语言、熟悉交通规则，完成培训和考试。她以为只要遵守“外面的规则”，拿到资格，就能靠自己的能力换来一份正常的生活。

可现实没有像她想的那样展开。

她一次次投简历，一次次进入面试。有时候已经走到最后一轮，对方夸她认真、守时、技术达标，甚至说她“很接近录用了”。

她也开始期待，开始盘算如果有了稳定工资，慢慢存钱，是不是也能拥有一辆自己的车。

但几乎每一次，结果都停在最后一步。

有时理由是“岗位调整”，有时是“有更合适的人选”，更多时候甚至没有明确解释。

她摸着自己的脸问我：“是因为我是原住民吗？”

我回答不了。

现在的她，和社区里大多数人一样，退回了这里，靠卖自制的地毯和头巾生活。

我忽然懂了他们对上学的冷淡。不是没人想过走出去，而是有人用尽全力走到门口，又被推了回来。

我问：“那如果孩子真的考上大学了呢？”

他们想了想，说：“考上了，去读也可以。”只是那语气里，听不到一点对未来的确信。他们并不是一定要阻止孩子，只是已经做不出“主动往外走”的选择。好像能不能读、读到哪里，最后都只能交给命运。

情况没有我来之前想得可怕。大部分孩子还是会出去读初中、高中，只是他们仍然习惯把学龄前的孩子带在身边，教他们一些自己文化里的东西，比如家庭历史、食物，或者只是一起游戏。

招待我的那家人有好几个孩子。大的都出去上学了，小的两个才一两岁，就窝在妈妈怀里，时不时亲昵地贴贴脸。

我在那片社区待了四五个小时。

后来我收起小册子，不再介绍补习班，只是随便走走看看，听院子里那些我听不懂的闲聊。

每个人都会和我打招呼。还有人拿着橘子站在家门口，等我经过时，自然地塞进我手里。

我不认识他们。可那一刻，我又好像认识了他们。

他们不是不遵守法律的法外狂徒，不是阻挠孩子读书的大家长，也不只是背负历史包袱的幸存者。

他们就是一个一个人。有自己的家庭，有经历过的事，也有说不清楚的将来。日子不一定容易，但仍然热热闹闹地往前过。

我带着他们给的橘子，走出了社区。

说实话，纳耶丽那个沉重的问题，我依然没有答案：帮她们走出去，到底是在给她们自由，还是在摧毁她们最后的庇护所。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橘子。刚才那个人把橘子递给我时，动作自然又轻松。我忽然想起玛蒂第一次来找我的样子。她也是这样递过来一张成绩单，只是眼神里全是试探，生怕我拒绝。

那天我接过了它。

现在玛蒂已经走了出去。可如果我就此抽身，这件事就只是系统运行中的一次小小意外。这扇好不容易被撞开的门，会被立刻重新焊死。下一个拿着成绩单来求助的人，依然会撞得头破血流。

我解决不了几百年的种族问题，也无法保证她们考上大学后不会再遇到什么天花板，总有一些人生需要她们自己去面对。

但我是个社工，我的职责，不该只是制造一次偶然的奇迹。当一个女孩满怀渴望地走到我面前，说她想试试的时候，我该做的，就是陪她一起往前走。

我拿出手机，点开苏西的对话框。“入股”听起来像一门冷冰冰的生意，但在我心里，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让补习班的灯继续亮下去的方法。我按下发送键：“我接受入股。我们准备迎接下一批学生吧。”

我那时还不知道，几个月后，会有更多孩子拿着成绩单走进来，而这一次，事情远没有玛蒂她们那次那么顺利。

小圣决定继续办班时，我跟她聊过。

我佩服她没有在最难的时候抽身，却也忍不住替她担心：第一次成功可以叫奇迹，可补习班要一直办下去，奇迹就必须变成一种可以复制的方法。

但如果它根本无法复制呢？

下一集，补习班迎来了近20名新学生。

小圣本以为，只要复制玛蒂她们的成功经验，一切就能顺利推进。

可第一场摸底考试就让她两眼一黑——这群孩子连及格线都够不到。上一年的奇迹，彻底失灵了。

离大学差着十万八千里，按部就班只有死路一条。

明天更新的第三集里，你会看到，为了把这些孩子送进大学，小圣开始在澳大利亚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

那套办法，每个经历过中国高考的人看了，都会血脉觉醒。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月半 小旋风 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