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张学良问吕正操为何“叛变”，对方一句话，却令他百感交集

1991年5月的纽约曼哈顿，一位91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望着对面走来的人，眼神从疑惑变成惊讶，继而浮起一层复杂的光。

他叫张学良，此时已经被软禁了整整54年，对面的人比他小3岁，身板挺直，步子稳当，一开口还是浓重的东北口音：

来人是吕正操，张学良曾经的副官、秘书、曾任东北军691团团长，后来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寒暄过后，张学良突然直勾勾地盯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了一句：

吕正操没有回避，对张学良缓缓道出一句话后，对方轻叹了一口气，反复呢喃“我明白了”。

一个被囚半生的少帅，一个走向战场的“叛将”，在人生暮年重逢，几句话里藏着整整一个时代的惊涛骇浪。

1925年，张学良把吕正操送进东北讲武堂学习。这里是东北军的“黄埔军校”，能进去的人，不是有背景，就是被张学良亲自看中，而吕正操属于后者。

从讲武堂毕业后，吕正操回到张学良身边，当过少校副官、秘书、参谋，后来又到部队里当营长、团长。在东北军里，他属于根正苗红的“少壮派”，张学良对他很信任，很多私密事务都交给他办。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吕正操当时就在西安，参与了事变前后的部分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张学良为逼蒋抗日，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亲眼看到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送老蒋回南京，结果一去不返。

张学良被扣，让整个东北军立时群龙无首。二十多万人的部队，有的想打、有的想和、有的观望、有的内讧。很快，东北军被东调、西调、拆分、改编，昔日的“东北军体系”名存实亡。

吕正操所在的691团被编入国民党53军，奉命南撤，那一年，吕正操32岁。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跟着大部队走，或者自己另找出路，他选择了后者。

1937年10月，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三个月。华北沦陷后，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此时，吕正操率领的691团原本驻扎在河北石家庄一带，接到的命令却是继续南撤，放弃华北。可吕正操不肯，他在团里召集了连以上军官开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然，吕正操不是一时冲动。早在1937年5月，他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后做出的选择，他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溃败不是武器不行，是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在敌后扎实地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691团在河北晋县小樵镇宣布脱离国民党军序列，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樵改编”。

一个东北军正规团，一夜之间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消息传开，在当时震动不小。

国民党方面说吕正操“叛变”，张学良的旧部中也有不少人骂他“忘恩负义”。但吕正操心里清楚，东北军的恩他记着，可民族的大义他不能丢。

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很快在冀中平原扎下根来。冀中是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山地掩护，按传统军事理论，根本不适合打游击。

日军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上横冲直撞，国民党正规军都挡不住，一支几千人的地方武装能有什么作为呢？吕正操给出的答案是钻地。

冀中百姓在吕正操部队的组织下，开始大规模挖掘地道。最初只是各家各户挖地洞藏人藏粮，后来逐渐发展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地道里有指挥部、有医院、有仓库、有射击孔、有陷阱、有防水防毒设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作战体系，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地道战”。

日军调集重兵对冀中根据地反复“扫荡”，用尽各种办法想剿灭这支“土八路”。但吕正操的部队就像地里的老鼠，白天藏在地道里，晚上出来袭扰；敌人来了找不到，敌人走了又冒出来。为此，日军给吕正操起了个“地老鼠”的外号。

一个堂堂东北军讲武堂出身的正规军官，竟钻到地下跟日军打起了“老鼠战”。在国民党某些人看来简直是自降身份、不成体统。但正是这种“不成体统”的打法，让日军在冀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到1940年，吕正操已经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领导着数十个县的抗日武装。冀中根据地成为华北敌后抗日的重要堡垒之一，吕正操的名字也传遍了晋察冀。

从1937年到1945年，吕正操在冀中坚持了八年抗战。这八年里，他经历了日军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他的部队从最初的一个团发展到数万人，他的名字从东北军的旧名单列入了八路军将领序列。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全军大授衔时，吕正操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一个曾被视为“叛变”东北军的团长，最终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这个结果，恐怕是当年那些骂他“叛变”的人万万没想到的。

对吕正操本人而言，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昔日的老上级张学良。在冀中抗战期间，吕正操多次尝试联络、营救被软禁的张学良。

1938年，他曾派人秘密去贵州看望张学良；抗战胜利后，他又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张学良的下落。1949年后，吕正操多次向中央反映，希望想办法营救张学良，但都没有成功。

在吕正操心里，张学良始终是自己的“副司令”，是那个当年把他从普通士兵提拔起来的恩人。这种感情，没有因为道路选择的不同而消失。

1990年，张学良在台湾被软禁54年后终于获得相对自由。次年3月，他飞往美国探亲访友。

消息传到北京，中央高度重视。邓颖超亲笔写信给张学良，委托吕正操赴美转交，并代表党中央致以问候。吕正操此时已经87岁高龄，身体也不算太好，但接到任务后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91年5月，吕正操抵达纽约。两位老人见面时，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吕正操走上前去，两人紧紧握手。那一刻，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都汇聚在两只手里。随后，张学良问的第一句话是：

吕正操诚恳的说：

接下来，话题不可避免地回到了1937年。张学良话锋一转，突然问道：

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这个“叛变”，是国民党方面的说法，吕正操听了既没有生气，也没有辩解，而是平静地回答：

这句话很朴素，却力重千钧。张学良听完后沉默了很久。他知道，眼前这个曾经的副官，选择了一条他没有机会走完的路。

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目的就是逼蒋抗日、打回东北。为此，他押上了自己的一切，结果换来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而吕正操带着东北军的骨血，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用“地老鼠”的方式，把日本人一步步拖进了泥潭。

张学良没有机会亲自带兵上抗日战场，但吕正操做到了。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选择千差万别，但最终的目标却殊途同归。想到这里，百感交集的张学良缓缓说道：

这句话，吕正操等了54年。吕正操的故事，常常被简化成“一个国民党军官投共抗日”的标签，但历史的复杂又远非标签所能概括。

吕正操离开东北军不是贪图富贵，不是临阵脱逃，更不是对张学良个人的背叛。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把东北军的抗日遗志看得比什么都重，才会在1937年做出那个艰难的决定。吕正操的“小樵改编”与其说是一次军事反叛，不如说是一次抗日路线的重新选择。

他选择了留在华北，选择了和老百姓站在一起，选择了钻地道、打游击、跟装备精良的日军死磕。这条路不风光、不体面，甚至被嘲笑为“地老鼠”，但正是这些“地老鼠”，在华北平原上啃出了中国抗战最坚固的敌后堡垒之一。

1991年纽约那次会面后，吕正操又多次与张学良通信、通话。两位老人约定，等张学良回大陆时再好好聚一聚，可惜这个约定最终没有实现。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去世，享年101岁。

2009年10月13日，吕正操在北京去世，享年106岁，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

两个人，一个被囚半生，一个战场余生；一个在孤岛遥望故土，一个在大地深处战斗。他们的道路不同，命运迥异，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都选择了自己认为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