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陵客家人群中为什么有斋公？斋公是什么？

小时候，如果去了寺庙，老人会指着一个青瘦的男人说，看，他就是斋公。有时也有人自称是斋公，那么，斋公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斋公？

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先说一说桃坑的地理环境。

茶陵桃坑地处罗霄山脉西麓，山多田少，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往往藏在半山腰的云雾里。

坑口街山上有一座小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桃坑人会提着竹篮，装上三炷香、一只鸡，去上香。

那时候，我总在老樟树下看见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他扫地很慢，扫帚划过青石板，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老人在哼一支没词的歌。

有老人压低声音，用客家话跟我说：“看，渠就系斋公。”

我踮脚望去，只见他瘦得厉害，颧骨高出脸颊，手腕上一串黑得发亮的木珠子，随着扫地的动作轻轻晃动。

有时村里有人办白事，也会请他来念几句经文，他不收钱，只讨一碗清水，坐在门槛上喝完，抹抹嘴就走了。

我那时七八岁，心里藏着好多疑问：他怎么不回家吃饭？他不吃肉吗？为什么大家都对他客客气气，却又不像对村长那样热络？

后来我长大些，在祠堂里听叔公们“讲古”，才慢慢拼凑出“斋公”的轮廓。大家之所以称他人为“斋公”，其实是指三种人。

第一种，是旧时对道士的尊称。

茶陵客家人的信仰很杂，既有来自中原的道教根脉，又融进了本地山神、土地公的崇拜。

那些会画符、会掐诀、会在正月十五“上刀山”做法事的道士，乡民们不直呼其名，而是恭敬地叫一声“斋公师傅”。

他们平日里不穿道袍，跟常人一样下田插秧，但每逢村里闹蝗灾、有人久病不愈，或是新建的祠堂要“安龙奠土”，他们就会换上藏青色的道衣，在晒谷坪上摆开香案。

我见过一次“斋公师傅”做法，他手摇铜铃，脚踩七星步，嘴里念的既不像客家话，也不像普通话，倒像是远古传来的某种调子，听得人后脊梁发麻。

仪式结束，他收好法器，又扛起锄头下地去了，仿佛刚才那个通神的人不是他。

这种“斋公”在农村极受敬重，因为大家相信他们能和看不见的世界打交道，驱邪禳灾，保一村平安。

第二种，是指寺庙里管香火的人。

茶陵的客家寺庙大多没有专职的和尚或尼姑，只有一两个守庙的老人，他们负责每天清晨点灯、添油、擦拭神像上的灰尘，逢年过节帮香客写疏文、解签诗。庙里的那位灰衫男人，就属于这一类。

据说他年轻时读过几年私塾，后来父母双亡，自己又没娶上媳妇，便索性住进了庙里，一住就是三十年。

庙里那口铁钟是他每天敲的，清晨五下，傍晚六下，钟声沉闷得像从地底冒出来的，能传过三道山梁。

有人来上香，他会递上火柴，默默退到一边；有人求签，他就从神案底下抽出一本毛边的签书，手指点着字，一句一句念给人听。

他不管香火钱，那些零碎的纸币和硬币，就由着香客自己丢进功德箱，他从不多看一眼。

老人说他“干净”，不仅是身上干净，他那件灰布衫虽然旧，但领口袖口总是洗得发白，更是心里干净，不贪不嗔，见谁都点头微笑，却从不多说一句闲话。

这种守庙的斋公，在客家人心中是寺庙的“活门神”，有他们在，神像就不孤单，香火就不灭。

第三种，是指长期坚持素食的男性。

客家人向来好客，酒席上无肉不欢，炒猪肝、酿豆腐、梅菜扣肉，全是荤腥厚重的菜。

可偏偏有那么一些男人，从某一天起，突然断了荤，连猪油都不沾，炒菜只用茶油。

有一个老人就是这样，他五十岁那年生了场怪病，请郎中抓药吃了大半年不见好，后来去庙里求了一支签，签上说“斋戒三年，可保平安”。

他当真戒了，从此饭桌上只有青菜豆腐、萝卜干、腌酸豆角，连我们小孩吃剩的肉骨头，他都不肯碰一下。

村里人起初笑他“痴”，可三年过去，他病好了，面色反而红润起来，于是大家改了口，叫他“斋公伯”。

这类斋公并不住在寺庙里，他们散落在各家各户，白天一样耕田伐木，晚上一样看电视聊家常，唯一的区别就是手中的筷子从不伸向荤菜。

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吃素，有的说“许了愿”，有的说“造孽太多，吃素还债”，还有的什么也不说，只是笑笑，夹起一筷水煮芥菜，嚼得津津有味。

在客家人的观念里，能管住嘴、常年不沾腥膻的男人，心肠多半是软的，脾气也稳，村里分田、调解纠纷，往往请他们到场做个见证，因为他们“公道”。

斋公在客家人群中具有比较高的地位。这种地位不是靠钱财或权势换来的，而是靠一种近乎苦行的自律。

在我老家，红白喜事要择日子，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找斋公翻黄历；小孩夜哭不止，老人会抱着孩子去庙里请斋公摸一摸额头，据说那样就能“收惊”；甚至谁家丢了牛、鸡被偷了，也会悄悄去问斋公，请他掐指算一算方位。

斋公说的话，乡民们愿意信，因为他们觉得斋公不骗人，一个连肉都不吃的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必要说假话？

有的人之所以选择做“斋公”，也是坚守心中的信仰和宁静，与世隔绝，与世无争。

可这份“与世隔绝”并不彻底，他们终究还是在人群里活着。我曾问过陈斋公，一个人住在庵里，夜里怕不怕。

他说，怕什么，菩萨陪着呢。我又问他，不想吃肉吗？

他指了指神龛上那盏长明灯，说，灯要点亮，就不能添油太多，多了反而冒黑烟；人也是一样，口腹之欲淡了，心里那盏灯就亮些。

我当时听不懂，只记得他说这话时，眼睛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岭，山岭上飘着薄薄的暮霭，像一层洗旧了的纱帐。后来庙已经塌了半边，陈斋公也不知去向。村里人说，他八十岁那年自己走进后山，再也没有出来。

客家人管这叫“归山”，是修行人最体面的离开方式。如今庙址上长满了蕨草，只有那口铁钟倒扣在泥地里，长满了青苔。

但斋公并没有消失。在茶陵那些更偏远的客家村落里，我仍然能见到守着小庙的瘦削老人，仍然能听见有人说“我去问问斋公”。

他们像山间的野茶树，不喧哗，不招摇，四季就那么绿着，偶尔摘一片叶子嚼在嘴里，是苦的，过后却有淡淡的回甘。也许每个客家村庄都需要这样一个存在。

一个不吃肉、不争利、不撒谎的人，像一把尺子，安静地立在日头底下，让周围那些被柴米油盐和人情世故磨得浮躁的心，偶尔能比着它，校一校自己的刻度。

我后来才明白，斋公不是什么神秘的身份，他只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对“干净”二字最朴素的向往。

那种向往，在茶陵的山水间游荡了几百年，至今没有散尽。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