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罗妮卡 | 共同发展视域下的可再生能源转型

本文作者作为论坛嘉宾摄于APEC能源智库论坛现场

共同发展视域下的可再生能源转型

作者：维罗妮卡

作者简介：维罗妮卡·S·萨拉斯瓦蒂（Veronika S. Saraswati），印尼知名学者，全球发展研究中心（GDRC）主任。

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已超越环境破坏的范畴，进入了影响经济、健康、粮食安全、能源以及人类生活可持续性的多维阶段。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以及大气、海洋和生物圈发生广泛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导致极端天气事件愈发频繁。因此，迫切需要立即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这种转型不应再被视为长期政策选项，而应成为必须立即落实的发展政策，以确保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年度气候大会已达成共识，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并将能源效率提升速度提高一倍。然而，这一目标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各国在技术能力、资金筹措、自然资源、制度能力以及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这些挑战应使所有国家认识到，能源转型绝非一国之力可以实现，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合作机制。这是一项需要集体行动的紧迫任务。

深入审视上述问题，可以认为最恰当的方法论是将能源转型列为共同发展议程的优先事项。能源转型不是一场争夺技术、投资或新能源控制权的竞赛，因为能源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而有效解决能源问题的最佳方式是集体协作。必须强调的是，鉴于气候变化后果相互关联、地球生态脆弱，共同发展原则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最有效途径。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只是各国的责任与能力各有不同。

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合作开展的镍下游项目，是能源合作的最佳实践之一。这一合作推动了印尼产能的转型——从相对传统的初级商品加工模式，转向与产业价值链相融合的更现代化生产流程。由此，附加值不再仅仅来自原材料出口，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加工和工业生产。这种转型对增强印尼的发展能力、夯实工业基础、提高经济附加值以及创造技术发展和技能型劳动力机会作出了重大贡献。镍下游产业对印尼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中印尼镍下游合资企业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印尼作为传统原材料出口国的角色。这些项目真正代表了资源型工业化的一次变革性飞跃。事实上，通过在莫罗瓦利（Morowali）和维达湾（Weda Bay）等大型工业园区引入高压酸浸（HPAL）等先进技术，这些合作实现了低品位红土镍矿在国内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如镍锍和电池前驱体）。毫无疑问，这一转变通过职业培训合作显著提升了当地工人的技能水平，减少了对外国专业人才的长期依赖。此外，通过这一下游项目，印尼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生了转变——镍加工产品出口额从2017年的约10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300多亿美元。

这一合作带来的经济和发展效益是巨大且多方面的。除了出口的惊人增长外，下游政策还吸引了数百亿美元的实际投资，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并大幅增加了苏拉威西和马鲁古地区的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赋予了印尼在全球矿产市场上新的议价能力，使其不仅能够吸引中国资本，还能吸引现代和LG等全球主要设备制造商。这一战略地位契合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总统关于构建完整国内电动汽车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愿景——确保从冶炼、到电池电芯、再到整车组装的全链条价值捕获，而非止步于港口装运。

APEC 2026：战略契机

中国为APEC 2026年选定的三大重点——开放、创新、合作——与能源转型高度契合。鉴于APEC本身正面临气候变化、供应链中断和能源不确定性的多重压力。围绕"共建亚太共同体，共促繁荣发展"这一主题，考虑到气候变化是超越国界的跨境威胁，中国呼吁国际社会不能仅停留在关注层面，而应切实推进能源转型，将其作为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归根结底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治理与合作的问题。秉持共同发展和命运与共的原则，亚太各国可以构建一种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福祉作为共同目标的路径。

当务之急是建立能源转型的具体合作机制。APEC 2026年是一个重要契机，可以将合作从单纯的口号式宣言转化为运转有效的制度网络，连接政府、企业、智库、高校和民间社会等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构建智库合作网络和多边可再生能源机制，亚太地区不仅能够加速能源转型，还能探索出一条更具包容性、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模式。

（本文是作者于2026年8月20日在大连举行APEC能源智库论坛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