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与章宝琛：一生一世一双人，无儿女相伴43年，她离世后他孤独30年

1975年，北京一处旧宅后院，启功面对一口刚刚挖出的陶缸，许久没有说话。缸里没有金银，也没有古董，只有被层层包裹的字画、书稿和文稿。看到这些失而复得的旧作，他突然失声痛哭。

那是妻子章宝琛留给他的“宝贝”。更准确地说，是她替丈夫守住的一生心血。此前，启功曾打算把许多作品付之一炬，章宝琛表面答应，暗中却将它们藏了起来。

启功后来明白，妻子不是不怕，而是知道这些纸张对他意味着什么。那些作品，是他在困顿岁月里留下的精神凭证，也是他没有被生活彻底压垮的原因。

启功1912年7月26日出生于北京，出身于清代皇室后裔家庭。只是这层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生活。他幼年丧父，祖父、曾祖父相继离世，家境很快衰败，母亲和姑姑承担起抚养他的重担。

少年时期的启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学习书画，逐渐靠卖画和教书补贴家用。他拜贾羲民、吴镜汀为师，也曾得到溥心畬、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指点。起初，他更看重绘画，字写得并不出色。

一次，亲戚请他作画，却特意说：“画就行，题款请别人来写。”这句话刺中了启功的自尊。此后，他下苦功练字，日后书法声名反而超过了绘画。

1932年10月，20岁的启功与22岁的章宝琛结婚。这是一桩由母亲作主的婚姻，婚前没有长时间相处，也谈不上自由恋爱。启功起初不情愿，母亲只说，希望他早些成家，身边有个人，自己才能放心。

章宝琛同样不是在优裕环境中长大。生母早逝，继母对她苛刻，她很早便学会了忍让、勤劳和把苦处咽进肚子里。嫁入启功家后，她很少谈自己的委屈，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几乎都由她料理。

启功喜欢与友人谈艺论学，常常围炉聊天到深夜。章宝琛不打扰，只是默默端茶倒水。这样的日子看似平淡，却把夫妻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她未必懂得所有书画道理，却懂得丈夫最在意什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生活开销不断增加。启功失去固定工作，只能靠教家馆、卖画维持生计。章宝琛精打细算，甚至卖掉首饰换钱，却把稍好一点的饭菜留给婆婆、姑姑和丈夫。

有一年冬天，启功到街头接她，远远看见她缩在雪中的小马扎上卖画。章宝琛见到丈夫，先抖掉身上的雪，笑着说：“还剩两幅，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这句话让启功难受了很久。

1938年9月，陈垣聘请启功到辅仁大学任教。工作稍有着落，家里的日子却并未立刻宽裕。夫妻二人没有子女，章宝琛始终觉得亏欠丈夫，甚至对旁人的议论说过，若有人能替启功留下孩子，她愿意把孩子当亲生子女看待。

启功不愿让妻子背负这种压力，便告诉她，自己曾去医院检查，是自己的问题。这个说法未必需要考证真假，但其中的用意十分清楚：他不愿把无儿女的责任推到妻子身上。

1957年前后，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年老多病，长期卧床。端饭、喂药、清理污秽，几乎都落在章宝琛身上。忙完一天，她常常已经疲惫不堪，却仍把家里收拾妥当。母亲去世后，启功请妻子坐下，郑重叫她“姐姐”，并向她行礼，以表达多年亏欠。

生活的重压并没有就此结束。特殊年代里，启功曾想烧掉自己的字画，免得落入他人之手。章宝琛拦住他，说：“要烧，我来烧。”实际上，她没有烧，而是冒险把作品藏进后院的缸中。

她并不只是替丈夫保管几幅画，而是在替他保管未来。启功后来能够继续整理诗稿、研究书法、完成著述，与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有很大关系。夫妻之间的信任，有时并不体现在言语上，而是在关键处替对方作出决定。

1971年，启功开始参与《清史稿》的校点工作，生活逐渐有了转机。遗憾的是，长期贫困和操劳已经损害了章宝琛的身体。1975年，她因黄疸肝炎病重住院，启功白天工作，晚上便赶到病房，在床边陪伴。

章宝琛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曾劝丈夫日后再找个人照顾生活。启功没有答应，只说：“再也找不到像你这样的了。”临终前，她又提起那口缸，交代丈夫去后院寻找。她离世时65岁，夫妻相伴43年，却没有等到生活真正宽裕的日子。

章宝琛去世后，启功替她找入殓衣物，发现妻子留下的衣服多有缝补，而自己身上的棉衣却一直被她缝得妥帖。后来，他终于分到一间宿舍，便到妻子墓前告诉她：“宝琛，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了。”

1984年，启功成为博士生导师，名声和收入渐渐提高。1990年，他将字画和稿费所得的两百多万元捐给北京师范大学，用于资助贫寒学生。有人替他介绍对象，他始终拒绝，还把卧室里的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

章宝琛离世后的30年里，启功没有再婚。他继续教书、写作、研究书法，完成多部著述，却常说自己挣来的钱无人分享，得到的好处也无法让妻子享受。2005年，启功去世，享年93岁。弥留之际，他嘱托亲属，将自己与章宝琛合葬，并说来生还要做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