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批示“永不启用”，这个开国元勋做了什么？

在1955年10月11日北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正在举办。在全体中央委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毛主席当着众人面念出了一份有着特殊性质的名单，直接表明名单上面的人全部都是“没办法挽救的人”。

在这份名单当中，每一个都是在近代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像建党元老陈独秀、红四方面军最高的统帅张国焘、原来的国家副主席高岗、饶漱石。然而，在这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人物里面，还藏着一个让许多人产生陌生感觉的名字，那就是戴季英。

毛主席更是直接针对戴季英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批示，内容是“我们党不需要戴季英这类级别的高级干部，这个人应当被开除党籍，并且撤销所有的公职，一辈子都不可以被启用”。

戴季英，到底是什么样的出身情况呢？

把时间往回倒退二十年，回到1927年11月13日的湖北黄安县。那个时候有三万多名农民革命方面的志士，手里拿着土枪、大刀、长矛，一口气就攻破了黄安县城，掀起了规模很大的黄麻起义。当时只有21岁的戴季英，处在起义的核心领导层面，是这场具有标志性的武装起义的主要组织人员当中的一个。

在这之后，他的革命方面的生涯一直发展顺利。他曾经担任过红25军74师的政委、红25军政治部的主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的副政委等重要职务，更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创立人员当中的一个。

在抗战时期，他还担任过河南省委书记，掌握着一个地方的军政方面的权力。单单就1955年授衔的资历以及战功方面来说，戴季英完全能够够得上上将军衔；在闻名世界的中原突围战役里，他也是核心的指挥人员当中的一个。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很多战功的开国元勋，最后却落得被毛主席亲自批示“永远不启用”的结果。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次大错：陕北肃反，差点毁掉革命根基

戴季英的问题，其实在十几年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1935年的时候，中央红军还没有到达陕北，陕北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那个时候戴季英担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全面负责肃反工作。

掌握着实权的他，做事非常极端和偏激，采用了很多残酷的手段，例如体罚拷打干部、往嘴里灌辣椒水、让人坐老虎凳，甚至出现了活埋革命同志的极端情形。

这场错误的肃反，直接造成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高岗等人被无缘无故地关押，大批优秀的苏区干部遭到错误杀害，给陕北革命根据地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幸亏中央红军及时到达了陕北，才解救了刘志丹等人。事后虽然经过了纠正，但是这笔账，组织一直记在心里。

第二次大错：建国后伸手要官，彻底激怒毛主席

时间到了1951年底，新中国成立才不过两年时间。当时戴季英的职务是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是在戴季英自己看来，这个职位远远不能匹配他的功劳和资历。

他一直都为此心里不痛快，觉得自己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是河南的核心负责人员，如今职务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心里非常不平衡。时间长了，他和河南省委的多位领导的矛盾变得激烈起来，在工作方面处处对立，关系闹得像水火一样不能相容。

戴季英心里头满是怨气，到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特别冲动，就是直接拿起笔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这封信里头写的内容非常出格，整封信里言辞都很激烈，一个劲儿地抨击省委其他的领导，随随便便地指责同僚工作方面的问题。

更出格的是，他公开地向中央伸手去要职位，明确地提出来自己要担任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这样的职位。他这种伸手向组织要官、随随便便非议组织的做法，让毛主席特别震惊，也彻彻底底地看清了他个人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毛主席看了信以后非常生气，斥责戴季英说他是“无可救药”。在1952年2月12日的时候，河南省委做出一个决定，决定把戴季英的党籍和公职给开除掉。

到2月22日，《人民日报》把这一决定全文刊登出来，在肯定戴季英“有过比较大贡献”的同时，还指出了他存在的四大错误，这些错误分别是：“在政治上表现出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以及反党的活动”“在组织上表现出严重的宗派活动和家长制统治”“在思想意识上表现出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对民主进行压制，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在1955年全军授衔的大典之上，在一众开国将帅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戴季英的名字。从那以后，戴季英被判刑，要在监狱里待15年，他的政治生涯到这里就结束了。

戴季英到了晚年，很长时间在郑州过着差不多像“隐居”一样的生活。在1984年4月，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戴季英得到平反，他的党籍被恢复，还恢复了省级干部的待遇。在1997年11月29日，戴季英在郑州去世，他去世的时候92岁。

回过头去看戴季英的一生，他在早年的时候就投身到革命当中，立下了很多战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但是他在陕北肃反的时候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建国以后又因为个人主义变得严重，伸手向组织要官，到最后把自己的政治前途给断送了。

毛主席“永不启用”这样的批示，不但是对戴季英个人做出的定论，更是给全党的一次深刻的警示，那就是革命功劳就算再大，也不能把自己凌驾于组织纪律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