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22年2月，圣多明各城内，海地总统让·皮埃尔·布瓦耶的军队接管了东部地区。当地一些人原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政权更替，没想到，海地的统治持续了22年。那时的多米尼加还没有真正站稳脚跟，海地却凭借人口、军力和殖民地遗产，牢牢压住了东部。
同一座岛，后来却走出了两条相差极大的道路。岛西是海地，岛东是多米尼加。地理位置相近，气候大体相似，历史上也都经历过欧洲殖民统治，可一个长期陷入贫困与动荡，另一个却逐渐形成了较有活力的农业、工业和旅游经济。
这种差距，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
1492年，哥伦布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岛上已有泰诺人聚居。他们拥有村落、农田和自己的社会秩序。西班牙人到来后，黄金、土地和劳动力很快成为争夺对象。战争、强迫劳动以及天花等传染病，使当地人口迅速减少。原有社会结构被打碎，甘蔗种植园和外来奴隶贸易接踵而来。
17世纪以后，法国逐渐控制岛屿西部，西班牙则保留东部。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依靠甘蔗、咖啡和靛蓝迅速积累财富，成为加勒比地区最富庶的殖民地之一；西班牙控制的东部开发程度较低，人口稀少，经济更多依赖畜牧、木材和有限的农业。
有意思的是，后来贫富差距的起点，恰恰来自双方不同的殖民经济结构。西部种植园集中、奴隶数量众多，产出惊人，却把社会矛盾压到了极限。1791年，海地爆发奴隶起义；1804年1月1日，海地宣布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黑人奴隶建立的共和国。
独立来之不易，代价也极其沉重。战争摧毁了种植园，许多白人殖民者离开，原本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失去管理者、资本和市场。海地民众获得了土地，却很难重新组织起大规模生产。后来法国强迫海地支付巨额赔款，更让这个新国家背上了沉重债务。
东部的经历完全不同。1821年，圣多明各宣布脱离西班牙，但政权十分脆弱。次年，布瓦耶率军进入东部，海地开始对全岛实施统一统治。海地政府废除部分旧制度，却也推行高度集中的土地和劳动管理，东部居民的不满不断积累。
1844年2月27日，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等人推动多米尼加共和国成立。海地并未接受这一结果，1844年至1856年间，多次出兵东进，但都未能重新控制多米尼加。军事上的胜负，背后其实是两个国家财政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较量。
多米尼加独立后同样混乱。政变、内战和外部干预频繁发生，1861年甚至一度重新并入西班牙，直到1865年复国。这样的国家，很难迅速积累工业资本。不过，东部人口少、经济底子薄，也迫使它更愿意吸收外来力量。
“缺人，就请人来；缺钱，就做生意。”这不是哪位领导人的原话，却很能概括多米尼加后来采取的办法。欧洲移民、黎巴嫩商人、美国资本以及加勒比地区的贸易者，陆续进入多米尼加。铁路、港口、糖厂和商业网络逐步发展起来，社会结构也比海地更容易接纳外部资源。
海地则长期受到语言、阶层和历史创伤的影响。独立后的统治者对外国势力保持警惕，普通农民更倾向于小块土地上的自给生产。这样的选择有其历史原因，却也使海地逐渐失去国际贸易和现代产业带来的机会。
环境差异同样不能忽视。海地西部山地多，人口压力大，木炭长期成为主要燃料，森林砍伐之后，水土流失、洪灾和农业减产彼此叠加。多米尼加也曾大量砍伐森林，但国家后来修建水坝、发展水电，并通过保护区和林业法规限制乱砍滥伐。1930年后，拉斐尔·特鲁希略建立独裁统治，手段残酷，却推动了道路、港口和国家行政体系建设；这种以强力维持秩序的模式，为经济扩张提供了条件。
特鲁希略家族还控制糖业、运输和多种商业资源，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很大。不能把多米尼加的发展简单归功于某一个独裁者。美国1916年至1924年的占领，20世纪糖业扩张，后来旅游业和自由贸易区的兴起，都参与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走向。
海地的问题，也不能只归结为“民族性格”或“缺乏远见”。殖民剥削、独立战争、赔款债务、政治碎片化和外部干涉，层层叠加，才形成了难以摆脱的困局。相反，多米尼加是在反复失败中逐渐学会利用港口、移民、贸易和自然资源，才从长期受压的一方慢慢翻转局面。
1844年多米尼加独立时，海地仍拥有更强的军事传统；到了20世纪，双方的国家能力已经发生变化。岛屿没有移动，边界也没有消失，改变它们命运的，是不同历史遭遇下形成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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