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生者社区的源头——一个非典型“学霸”的成长史

这是「创生者社区」系列中，属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故事。 上一篇讲了老陈——那个被叫"横渠老陈"的技术人，如何用十年绕了一个大弯，最后把方向落在"在地化人才培养"上。 这一篇，该说说我自己了。 说得准确一点，是那个还没有成为"北山先生"、只是个普通孩子的我，以及那些当时浑然不觉、日后却一一应验的伏笔。

我生于八零年代，童年的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更没有微信，与远方的人交流还依靠写信。小学三年级时，因为参加一项少年科学杂志上的征文比赛，我第一次独立写信，信封上留下的家庭地址，不是"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街道"，而是一串数字

——XX信箱XXX分箱。

今天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写法。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看见"信箱+分箱"，人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个保密单位。至于具体做什么，不该问，也没人会说。

这个用数字代替名字的地方，它真实存在，代号叫504。

它坐落在兰州郊区、黄河边上。从我家住的阳台，能远远地眺望到黄河。那是一条浑黄的、急匆匆往东流的大河，带着泥沙，既不浪漫，也不温柔，但我们喝的水都要靠它，有时候停电或者水厂出了问题，自来水管里出来的水都会变成黄色。

这个曾是共和国的最高机密之一，今天我可以放心地把它说出来了：它是中国核工业基地的摇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座核电站，它们所需要的核原料，最早都来自这里。

可在我当时一个孩子的眼里，这些"第一"是不存在的。我只知道，504的厂区很神秘，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小孩子进不去。我能活动的范围，是被叫做"福利区"的地方——小时候我一度把它理解成"狐狸区"，但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只狐狸，一度成为我童年的最大谜团之一。

父母都是厂里的职工。妈妈先是车间工人，后来为了照顾在幼儿园调皮捣蛋的我，临时调去了幼儿园，等我从幼儿园毕业又回去上班。

有一个关于504的传说：夏天厂里发雪糕，特别好吃，奶油细腻得不像话。后来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那是用造原子弹的离心机分离出来的奶油。这话当然当不得真，可它在我心里种下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这里，最普通的东西，背后都可能藏着了不起的东西。

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把"日常"和"非凡"联系在一起。

二、由工厂办起来的“共同体社区”

现在回头看，我小时候的生活状态，很不好归类。

说它是农村？虽然从我家阳台上就能看到农田，那是附近老乡的地，秋收的时候，我们一帮同学经常去捡麦穗，捡剩下的土豆，就地挖灶烤着吃，但我们所有生活都跟农村无关，而是属于"厂里"。

说它是城市？也不像。这里几乎没有"社会人"，所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504的员工；所有商店、学校、食堂、理发店、电影院，都是厂子的配套；所有同学父母，跟我的父母都是同事。

我生活在一个由工厂完整地办起来的“共同体社区”里。

这种环境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生产与生活，是长在一起的。爸爸上班的车间，和我上学的学校，只不过是从家里出门走不通的方向，都是十几分钟就到了。妈妈班上的叔叔阿姨，是晚饭桌上最常出现的客人；奶奶家楼下的足球场，我经常玩耍的地方，也是厂里各种运动会的举办地。厂里的广播一响，整个"福利区"都知道下班了。

家属区有个大食堂。我们通常是在食堂买点包子馒头，再回家做两个菜。冬天的时候，学校操场会挖开一片地，灌上水，冻成冰，这就是天然的溜冰场。但我们对这种"正规场地"并不满足——整个地区依山而建，大部分路都有天然的坡度，下了雪，路面冻成冰，那就是最好的滑道。

爸爸用工厂的工具，给我做了一个冰橇。于是我成了班上最靓的仔，一帮人围着我，轮流玩那个冰橇。那种"被一群人围着、等着轮到自己"的热闹，大概是我最早的、关于"共同体"的记忆。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再正常不过。我甚至以为，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这样生活的——放学写完作业，找同学玩，天黑回家吃饭，有时候干脆就在同学家吃了；想吃点什么，去食堂多买两个馒头、加份菜就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信任的、熟络的、彼此照应的。家属区几乎全是熟人，谁家做了什么硬菜，香味半条街都闻得到；哪个孩子放学没回家，随便哪家都能吃上一口。

这种生活，后来我才知道有多特殊。但在当时，我把它当成天经地义。

三、一所"离谱"的子弟小学

我上的小学，是504一个附属工厂的子弟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班额不大，全校加起来也没多少人。

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所学校相当"离谱"

——它搞的，几乎是原教旨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下午两节课之后，是各种兴趣活动小组。我跟同学照着《少年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在兴趣小组里做小电机驱动的潜水艇，做用橡皮筋打苍蝇的手枪。老师不催进度，也不考试，就让我们折腾。

学校里还有一些土地，分给学生种各种农作物，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校园里、家属区到处都是枣树。每到秋天枣子熟了，总有一个半天，全校师生组织起来打枣——那大概是高年级男生和体育老师大显身手的时候。打下来的枣，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书包。

那种"全校一起劳动、然后公平分享"的体验，到底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

也许是一种很朴素的信念——好的东西，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也该大家一起享用。这种信念，后来几乎成了我做一切"共同体"构想时的底色。

春秋都有登山踏青活动，还有全校性的风筝比赛，获奖者还会去市里评奖——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校的一等奖就在我们班，那个同学的风筝是一个做工非常精巧的大蜻蜓，眼珠子还会转

——打死我也不信，这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当然，我的风筝不全是我自己弄的，几乎发动了全家之力，那是一个仿潍坊风筝的燕子造型，是我一点一点瞄着杂志画的，只不过我自作聪明地搞了点铜丝，加固了一下强度，导致风筝太重，只有风特别大的时候才能飞起来。

最离谱的是，学校里居然还有一支棒球队。每年寒暑假，这支队伍经常去外地打比赛，有时候还会出国。我因为身体素质不达标没入选，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入选的同学讲比赛的趣闻，感觉错过了无数好玩的事。那种"明明就在身边、我却参与不了"的遗憾，我现在都记得清楚，

当然，更难忘的是同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家属区几乎都是熟人，放学后我们常商量好，到一个同学家一起写作业，然后做游戏，直到天黑才回家吃饭，有时候干脆就在别人家吃了。如果来我家写作业，我也会邀请他们在我家吃。

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温暖的、互通的。

多年以后，当我试图向别人描述"创生者社区"应该是什么样子时，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画面，不是什么蓝图，而是这群孩子在枣树下、在冰橇旁、在一个大食堂里进进出出的样子。

一个少年的眼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谐，那种"生产与生活自然一体、不分彼此"的状态，被当成了理所当然。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份"理所当然"，会在十几年后，成为我评判一切"教育"与"社区"的隐形标尺。

四、从“世外桃源”回到“正常”社会

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跟随父母工作调动，我们离开了兰州，定居江苏淮安。因为我的父母的家乡都是江苏，这里才是他们的根。

父亲那一边，是爷爷带着全家去了兰州。爷爷本来已经在上海扎下了根，我的父亲就出生在上海。后来，跟着"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爷爷全家迁到了兰州。

临走前，爷爷做主，用几百块钱的价格，卖掉了在上海住的两层小楼。

这个细节，我是在长大以后才听家里人提起的。当时只觉得是个"陈年旧账"，后来才慢慢咂出滋味——那栋小楼，如果当年没卖掉，到2015年前后，估计得值上千万吧。而作为长子长孙，我在那个房子的归属上，想必也有不小的发言权。

可它没有留下来。

这事我没资格评判。时代洪流，个人身不由己。但我确实因为这件事，很早就对"财富"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思索：

这种因为城市土地升值而带来的巨额财富转移，它到底是"创造出来的"，还是"转移过来的"？它是合理的吗？

这个问题，我当时答不上来，现在也不敢说完全想明白了。但它像一个小小的楔子，早早钉进了我的世界观——让我对任何"靠占有、而不是靠创造"获得的巨大收益，始终保持着一份警惕。

而这份警惕，在几十年后，恰恰成了"创生者社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之一：

我们追求的财富，不该是"分蛋糕"分来的，而该是"把这块地、这群人、这件事本身，变得比原来更好"长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栋被卖掉的上海小楼，反倒成了我理解"财富"的第一课。

如果说504是一个"自给自足、彼此熟识、生产与生活不分家"的小宇宙，那么淮安，就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由"高考"这根指挥棒牢牢统摄着的千万个中国城市的一员。

淮安所在的江苏省苏北地区，又是升学考试竞争最激烈，内卷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只不过我毕业的年份大学才刚刚扩招，刚刚处于学习军备竞赛的启动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还远远不能跟后来的学弟学妹们相比。

从"黄河边上的保密厂区"，一下子来到"江淮平原上的高考大省"，原先学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探索的乐园，但是如今，学校就是为了考试和分数奋斗的地方。周围的环境，从充满信任的熟人，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市民社会。

特别是我家当时住的小区，在当地也是比较破败的，走廊灯是常年坏掉的。我现在都还记得，晚上回家，那黑洞洞的门洞，如同怪兽的大嘴，透出莫名的恐怖。

而且当时周围治安也不安全，有一次晚我晚上在附近医院看急诊。突然外面闹哄哄的，几个小青年有男有女，衣着时尚，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浑身血淋淋的青年进来说要急救，那个人满身是血，身上的伤口很明显是刀伤。这跟我之前那个可以满世界疯玩的安全世界，完全是两回事。

更麻烦的是，我刚来时，连话都听不太懂。

当时，学校里的各科老师——除了语文老师之外，讲课都带着浓重的方言。同学们彼此对话，通常也是用方言，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用规定的普通话说话，对于一个从小只在普通话环境里生活的我来说，完全是懵逼的。

我坐在是重点小学的课堂里，整整大半个学期，几乎是"半聋"状态，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

有一次，因为上课听不懂，心里着急，我无意识地用嘴咬着圆珠笔使劲。一不留神，把笔芯里的油吸到了嘴里——又苦又涩。我当场"哇"地吐了出来。全班同学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我。

那一刻的窘迫，不是"听不懂课"能概括的。它是一个孩子在一瞬间被甩出了"理所当然"的熟悉世界——原来世界不都是504那样，原来人和人之间，也可能隔着一层听不懂的语言。

对当时的我来说，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几乎是换了一个世界，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五、被逼着“学会学习”

在504，如果一个孩子当众出丑，周围的人第一反应是憋着笑帮他解围，或者干脆假装没看见，给他留点体面。那种‘不落井下石’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当我吐出油墨、全班看我像看怪物时，我本能地缩进了壳里，开启了心理防御模式。

好在童年时期自主学习打下的底子，让我有很强的自尊和自信，我暗暗发誓，最多一个学期，我一定要把学习搞上去。

听不懂老师讲课，我只能被逼着“自学”，通过读课本和参考书，理解老师到底在讲什么，既学会了当地方言，也在学习方法上得到了关键性的提升。

等我慢慢过了语言关，成绩很快就凸显出来了，学期末，我果然考了年纪第一，此后一直保持领先——而且是断层式的、遥遥领先的那种。

我记得当时的数学老师，每次上完课都会留一道难题。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她会问谁做出来了，如果没人举手，她再揭晓答案。

我每天上学的主要乐趣，就在于能先于所有人，把这道题解出来，然后迎来周围同学羡慕的目光。有时候题特别难，我能死磕几个小时，直到解出来了，才带着兴奋入睡——有时候就因为太兴奋失眠了，只好再找本书来读，比如厚厚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来催眠。

说起来有点离谱，我确实是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看马哲政经，因为家里的书架上恰好有这些书，而这些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最能起到催眠的作用。

我插班的班级，班长是个女生，是原本的第一，长得也很漂亮，属于男同学献殷勤，女同学羡慕，老师宠爱的那种，但我来了，不好意思，她就只能屈居第二。每次她看到我，都是那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而我则是看她恨我牙痒痒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心里暗爽。

她有一次私下找到我，想跟我和好，被我直接拒绝

——因为我始终记得，那次我吐油墨很丢脸的时候，她笑得很大声。

后来我们都上了市里最好的中学，我俩都很有名，我是因为不怎么学习又成绩好，她是因为成绩好又长得漂亮，我们虽然在不同班，但总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时候，但从不相互打招呼，以至于别人都不知道我俩曾经是小学同班同学。

这种因为成绩别苗头的事情，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我上的中学是省重点，整个地级市差不多所有尖子生都集中在这里，我学习很轻松，却又成绩很好，几乎成了其他所有尖子生的公敌，甚至开始流传一种流言：

我是心机婊，故意在别人面前装得轻松，但是回到家里猛学，总是后半夜才睡。传得有鼻子有眼。我不知道谁开始传的，对此哈哈一笑，从来不置可否。

对于这种谣言我倒不是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我其实很愿意把方法分享出去，但从来得不到正面的回应。

每次有人问我"你怎么学的"，我都和盘托出：

我基本从不预习，也不记笔记。上课时高度专注，不仅要理解老师说的意思，而且要迅速举一反三，把它转换成"我自己能理解的知识脉络"，而不是直接抄下老师的"知识点"。

大多数尖子生的反应，不是"有道理，我试试"，而是"你糊弄鬼呢"。他们觉得我在给他们讲假的《九阴真经》，目的就是在误导他们，进一步坐实了“我是个心机婊”的猜测。

六、当学习变成战争，我选择旁观

更让我困惑的是，其他尖子生之间，几乎从不互相请教问题，他们宁愿去找老师请教，也不愿意请教已经会了的同学。

我慢慢看懂了这个圈子的潜规则：知识是武器，不是礼物。教会了别人，就等于给自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尖子生会把自己的学习诀窍捂得紧紧的，生怕别人学会。

但我偏偏反过来。我的好朋友，几乎全是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同学。给他们讲题，他们眼睛亮亮的，会说"哇你好厉害，这个我终于懂了"。那种真诚的感激，比任何"既生瑜何生亮"的眼神都让我舒服。

通过讲题，我反而又无意间打通了“费曼学习法”的经脉：通过主动输出，特别是要用浅显的话讲给学习不太好的同学，更好有助于我梳理清楚知识脉络，加深理解。

所以，就发生了很荒谬的一幕：一方面我很真诚地帮助别人，但有些人却在一边提防我，一边用他们自己的学习方法很努力地追赶，却又怎么也赶不上。

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不是我融入不了尖子生圈子，而是高考升学规则下形成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天然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和我从504带来的"理所当然"不兼容。

在他们眼里，学习是一场零和游戏——你多一分，我就少一分。

在高考的规则下，一分的差距，可能就意味着未来的命运天差地别。

而在我眼里，好的东西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也该一起享用——就像504秋天全校分枣子那样。

这个分歧，不是学习方法的分歧，是"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深刻分歧。

有个学习非常努力的男生，成绩也经常排在年级前几名，在高考前突然休学了，据说是因为压力太大，精神变得不太正常。可见当时我的同学们的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

感觉学习压力不大的，可能就是我自己。

讲到这里，读者可能觉得我在显摆自己聪明，学习能力强，可以无脑碾压别人。

其实恰恰相反，我很早就发现：

我的记忆力其实很差，甚至比一般的同学都差。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考完试，别的好学生热衷于凑在一起对答案；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记不得那些题目了。它们考完就"卸载"了。

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公式、题型、年份，我转头就忘。我要是真采用跟他们一样的学习方法，我就死定了。

因为我几乎没有办法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当然也可能是我懒，我对重复的事情带有天生的抵触，不愿意多花时间反复重复同一件事情），因此逼得我不得不摸索出一种独特的学习方法：

只有当我把新知识，放进一个"相互联系的知识网络"里，或者理清了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它才真正"粘得住"。就算有遗忘，通过知识网络的相互关联，很容易回想起来。

我也从不靠"记公式、背题型"来解题，因为那些题型我根本记不住。我只有一个看起来很笨的办法：当场进行分析，找出解题思路。有时候我甚至已经忘了该题需要的公式——那就从我记得的某个知识点开始，从头把公式推出来，然后再做题。

后来我看了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问他招式忘记了没？直到张无忌说忘记了，才让他跟玄冥二老交手，因为“招式是死的，而拳理是活的”，张无忌全靠临场判断自然生出招式应敌，所以才能“无招胜有招”。这才是学习者应该达到的境界。

现在想来，我早就无师自通了“建构主义”+“人本主义”的学习方式，更符合“人脑作为神经网络”的运作规律。

在很多人用"学文科"的方式学理科——背公式、套题型——的时候，我隐隐觉得：

一切都是理科。即使是文科的知识，它也是有逻辑体系的。只要找到那个体系，就可以像学理科那样去学习。

但问题是，我们教科书，在招式层面说的太多，但是在原理层面说得太少。为了理清知识背后的逻辑体系，我除了“自创体系”之外，常常要读远比课本深得多的课外书。

比如，为了学好让我头疼的"政治"，我家里那套原本让我催眠的马克思政经，就派上了用场——等我把里面的原理搞清楚了，课本上那些"知识点"就顺理成章了。再比如，为了搞清楚高中化学里那些需要背的元素核外电子数、分子式，在老师的提示下，我找来了大学化学教材，弄明白了量子轨道数、电子轨道杂化——那么"核外电子数"就不再是需要背的知识，而是遵循了一般的数学规律。

先理解知识点背后的原理，根据原理再记忆事实性知识。

这是我自创学习法的核心。

它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副作用"：我发现自己和教科书之间，总是有一种隐隐的冲突。

我长时间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学教科书不能从原理层把事情讲清楚，非要把"可理解的知识"，变成一堆只能死记硬背的"知识点"？

明明只有先理解了，才能记得住啊，为什么大部分人反而觉得"记忆"更简单呢？

这个疑问，在当时只是让我"学得有点别扭"。但是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求索的种子，直到很多年后，我通过回溯教育发展史，才找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不仅关系到工业化教育的本质，也成为“创生者社区”萌生的契机！

（未完待续）

本文为「创生者社区」系列的第三篇，这是一系列半自传性质的文章，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团队和一帮被称为“数智学徒”的学生们做了什么，以及将来打算做什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不急着给出答案。而是将探索的过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点亮更多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