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商共建共享破解全球治理结构性困境

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43.8%的全球金融资产，而占全球总人口半数的底层群体，仅掌握0.52%的全球财富，财富两极分化达到近代以来历史峰值。非洲大陆产出的高品位矿产低价输送至欧美国家完成深加工，终端成品价格较原料溢价数十倍，绝大多数增值收益回流发达经济体；东南亚成衣工厂工人日均劳作时长超10小时，劳务报酬占成衣终端售价比重不足3%。叠加全球供应链频繁断裂、单边关税壁垒持续增多、多国持续性输入型通胀、粮食与能源周期性紧缺、极端气候灾害常态化等多重现实矛盾，发展中国家、中小实体企业、底层劳动者，成为当前全球化体系所有负面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图/中经视觉

二战结束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继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生效运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建立，逐步形成了战后多边治理架构。但随着时代变迁，原有规则的历史局限性逐步显现，规则话语权长期向少数发达经济体倾斜，难以充分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现实诉求。

由此不难引申出两组具备深刻学理价值的核心追问：由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经济旧秩序，为何持续放大南北贫富鸿沟，带来全球治理多重失灵？立足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我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如何从规则设计、产业协作、收益分配三个维度，系统性破解现有体系的结构性困境？

资本主导下全球体系的结构性失灵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资本的无限增殖造成了全球发展的长期失衡。资本规避本土相对生产过剩的诉求，使国内市场消费承载力无法匹配持续扩张的工业产能时，跨国资本会主动向资源储备充足、劳动力价格低廉、生态环保约束标准宽松的外围国家转移全部实体生产环节，依托专利、品牌、行业标准构建起稳固的价值攫取机制，最终形成“中心国家攫取超额利润、外围国家承担全部生产与环境成本”的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分化格局。

价值掠夺逻辑在全球资源产业链中反复上演，长期循环之下，三层固化的结构性不公逐步成型：第一，全球价值呈现单向跨境转移特征，发展中国家依托劳动力、资源创造海量实物财富，收益却依靠专利授权费、品牌溢价、贸易差价持续外流；第二，头部跨国资本联合抱团，协同制定行业准入标准，依靠技术专利筑起坚固壁垒，长期将发展中经济体锁定在产业链中下游低端位置；第三，世界银行、IMF等多边机构，长期由西方国家掌握主导话语权，其投票权重、危机救助条款、贸易救济规则的设计较多体现发达经济体利益。

从普雷维什“中心—外围”二元世界经济结构理论来看，欧美发达经济体构成全球体系的中心圈层，手握国际主权货币发行权、底层硬核技术、国际组织核心决策权，长期占据基础研发、跨境金融、高端制造等高附加值赛道；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沦为外围圈层，产业结构高度依赖初级矿产、农产品出口与低端代工制造，本土经济发展高度依附外来资本与海外技术供给。一旦发达经济体主动收缩海外投资、加征进口关税、增设技术封锁壁垒，外围国家工厂批量倒闭、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财政收支濒临崩溃的现象便会集中爆发。

翻阅IMF公开的贷款政策文件能够发现，部分低收入国家遭遇债务危机申请纾困资金时，往往需要接受一揽子结构性改革约束条款，其中部分条款包含全面放开本土产业市场、下调外资税收、压缩民生支出等要求。短期注入的资金仅能暂缓债务暴雷冲击，长期会彻底挤压本土产业培育与自主升级空间，让国家陷入“借贷纾困—产业弱化—持续举债”的恶性循环，南北发展鸿沟历经数十年持续扩大。

过去数十年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以资本自由流动、最小限度国家干预为核心内核，在生产力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暴露出三组无法调和的内生理论矛盾。其一，资本逐利属性与全球公共品供给存在天然冲突；其二，全球生产分工高度一体化与单边贸易保护存在制度性冲突；其三，劳动价值分配机制先天失衡。需要说明的是，批判新自由主义，并非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是要约束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市场、国家与多边治理协同发挥作用。长期以来，贫富分化持续发酵，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不断滋生，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群众根基与合法性持续消解。

综上，垄断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分工与治理旧规则，是南北发展失衡、全球治理失灵的内在制度根源，下文将从规则、产业、分配三个层面，阐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如何回应上述结构性矛盾。

新型治理方案的双重理论支撑

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原则，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基础上，逐步发展为重要的全球治理观。从经济底层逻辑来看，产业链跨国融合、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通是生产力发展不可逆的客观历史趋势，单边脱钩、贸易保护、产业回迁完全违背分工增效的经济规律。世界经济新格局不断呼吁依靠多边制度约束资本无序跨国逐利，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可持续福祉置于发展核心位置，修正新自由主义只看重资本回报的单一价值导向。

从文化价值根基来看，共商、共建、共享分别对应中华传统文化智慧，这些传统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被赋予现代内涵，延伸运用于全球治理领域。共商对应《尚书》“协和万邦”与《论语》“和而不同”的千年协商传统，推崇多边沟通、平等议事，拒绝武力压制与单边强制，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从根源消解文明优越论、单边主义带来的国际对立；共建承接墨子“兼相爱、交相利”与传统“民胞物与”思想，点明世界各国休戚与共，气候、粮食等全球性难题单凭一国无力化解，需要多国协同投入资源、联合建设公共载体；共享源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损有余而补不足”均衡思想，主张全球资源与发展成果由全体民众共享，为缩小南北差距、重构公平分配秩序提供深厚文化支撑。这套传统智慧跳出古代华夏区域局限，延伸覆盖全球所有主权国家，形成一套非霸权、非掠夺、平等互惠的全新全球合作价值体系。

矫正全球治理失衡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针对前文分析的规则单边、产业依附、分配失衡三大结构性顽疾，共商共建共享并不全盘否定全球化生产力融合的客观发展趋势，而是从全球生产关系调整层面修正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各类发展矛盾，分别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给出系统性改革路径。

一是重构多边民主协商机制，消解单边霸权制度缺陷。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最核心的制度短板，是全球贸易、金融、气候、粮食安全等核心规则由少数西方国家闭门磋商敲定，中小发展中国家缺少平等议事、参与决策的制度话语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10余年的运营数据形成鲜明对照，截至2026年亚投行成立十周年，该行成员国扩容至111个，累计批准361个跨国基建项目，整体融资总额接近700亿美元，在投票权重分配机制上大幅提升亚洲、非洲、拉美发展中国家占比，向低收入国家发放基建贷款时，不附加强制开放本土市场、削减民生财政等政治性约束条件，有效弥补世界银行、IMF投票权向发达国家过度倾斜的制度漏洞。

从全球治理学理层面解读，“共商”本质是多边民主理念在全球经济领域的落地实践，彻底修正新自由主义单一的“资本优先”价值导向，建立兼顾各国产业安全、民生保障、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多元规则目标。在区域自贸协定、绿色产业标准、跨境投资规范的全流程制定阶段，主动吸纳中小企业、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与协商议事，从规则源头减少单边关税、技术壁垒、歧视性准入等不公平约束，系统性优化全球跨境营商环境。

二是双向赋能产业协同，破解外围国家低端锁定困境。

“共建”模式彻底突破传统外资单向掠夺式合作范式，依托跨国基础设施联通、全产业链协同培育、全球公共品联合供给三条实施路径，重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产业互动关系，全方位补齐发展中国家内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短板。

除大型基建外，产业共建成效同样突出。国内光伏、新能源装备、现代农业机械企业赴东南亚、中东开展合作时，不再单纯出口成品赚取微薄差价，而是采取联合建厂、联合研发、成套技术转让模式，同步配套标准化工人实操培训体系，帮助合作国搭建完整的本土加工产业链，摆脱单纯依赖矿产、农产品初级出口的低端发展路径。针对气候变化、跨境传染病、全球性粮食短缺等无国界难题，多国依托共建框架搭建协同平台，联合研发平价医疗物资、共建跨境粮食储备基地、合作建设跨国清洁能源电站，各国均等分摊建设投入、共享技术研发成果，打破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全球公共资源供给的失衡格局。

三是完善全球收益再分配机制，弥合南北贫富分化。

从分配公平相关学理视角审视，旧全球化体系下剩余价值分配完全向资本方倾斜，底层劳动者、资源输出国很难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共享”理念搭建分层递进的普惠分配机制，分别从产业收益调节、发展能力输送、民生成果落地三个层面平衡全球财富分配格局。产业层面依托多边公平贸易协议、矿产能源联合定价协商机制，合理约束跨国企业超额垄断利润，适度提升资源开采、成品加工环节的收益占比，遏制发达国家资本长期低价掠夺海外自然资源；发展能力层面摒弃单一现金援助模式，持续向20余个非洲国家输出标准化农业种植、水利工程、基层公共医疗实操技术，手把手培育本土自主发展能力，从根源摆脱对外经济依附；民生层面所有海外共建项目均设置硬性民生保障条款，项目运营阶段优先雇佣本地劳动力，同步配套学校、卫生院、城乡道路等公共设施，让全球化发展红利直达基层普通民众。

推动多元主体共享发展机遇

共商共建共享治理框架全面落地推进后，能够从地方对外开放、企业国际化经营、全球民众民生保障三个维度带来系统性正向改变，不同主体均可收获切实发展红利。

对地方政府而言，以往各地开展跨境经贸、产业合作时，只能被动适配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贸易标准、外资准入门槛，对外发展谈判空间狭小，政策波动风险居高不下。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多边合作平台，发展中国家之间自贸协定、跨境基建合作通道持续扩容，地方政府可主动对接东南亚、中亚、中东、拉美多元海外市场，布局跨境产业园、现代农业、新能源协同项目，双方协商的合作条件更加平等，无需被迫接受偏向外资的单边约束条款。常态化多边协商机制能够高效化解跨境贸易摩擦、跨国投资纠纷，持续降低地方对外经贸活动的政策波动风险，稳定区域对外开放布局。

对国内企业而言，长久以来，专利壁垒、行业标准、贸易保护条款抬高中小企业出海门槛，大型跨国集团长期垄断海外市场资源。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行业标准互通、基础技术普惠共享，中小制造、特色农业、生活服务业企业能够平等参与海外市场竞争，打破大型资本的贸易垄断格局。同时，产业合作模式实现质的升级，从简单商品外销、低价代工，转向联合建厂、联合研发、成套设备与技术输出，国内企业稳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级。落到国内实体经济经营者身上，新的框架能够有效破解长期跨境营商环境不公的痛点，中小制造、特色农业企业不再被专利、标准壁垒阻挡出海之路，获得更多平等参与国际竞争、开展跨境合作的发展机遇。当企业遭遇单边关税、不合理贸易限制时，多边协商沟通平台提供全新调解渠道，跨境经营权益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企业不用独自承担单边规则带来的经营损失。

对全球普通民众而言，现有体系运行之下，通胀高企、产业外流、极端气候、粮食短缺等危机带来的经济代价，几乎全部由底层民众承担。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收益均衡分配，持续加大全球减贫、跨境公共卫生、全球绿色转型资源投入。依托亚投行落地的饮水、民生基建项目，已有数百万名发展中国家居民直接受益；立足长期发展视角，南北国家就业供给、居民收入、基础医疗教育的差距会逐步收窄，全球范围内普通民众能够更加均衡、公平地分享全球化发展红利。

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革新必然是一场长期、渐进的系统性改革，不存在一蹴而就的捷径。共商共建共享无法在短时间内一次性根除全球经济所有的结构性矛盾，它的核心理论价值，在于为全球发展提供一套区别于霸权掠夺、零和竞争的全新全球化路径，充分证明世界经济不必固守“强者掠夺弱者”的单一老路，平等协商、协同建设、普惠共享能够构建更加稳定、可持续、具备普遍公平性的全球经济发展体系。这一理念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内在贯通，共同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贡献中国智慧。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 崔玥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