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叶兆言出了两本新书：写民国知识分子，也回顾自己的创作

今年是叶兆言写作的第46年。1980年代初，他以先锋小说进入文坛，此后，他写小说、散文、随笔、非虚构，写南京，写民国，写知识分子，也写身边那些并不显眼的普通人。新时期文学的潮水一轮轮涨落，他一直站在浪潮里。

今年8月，他同时推出新书《一叶知百年》和《岭南十三讲》。一本向外，从晚清写到当代，以百位人物串起五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本向内回看自己怎样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他第一次系统谈论自己的文学经验。值这两本书出版，9月7日，一场创作研讨会举办。

谈到自己为什么还在写，叶兆言提到前段时间宣布退役的拉塞尔，他有些伤感，NBA已经没剩几个老家伙了，连詹姆斯也只是“拿着底薪在那干”。“我给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拿着底薪还在干。”叶兆言说，他的愿望是还能多写一天、多打一场球，“谢谢老天爷还能给我这样一种状态”。

《一叶知百年》

时间里的旧人物

新书《一叶知百年》里，叶兆言把一百年的历史拆成一个个具体的人。

叶兆言当年考入南京大学，本来更喜欢历史，最初被历史系录取，后来却被中文系“挖”走。读研究生期间，他大量翻阅旧杂志、旧报纸，对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产生兴趣。他曾经有一个念头——以几代知识分子为原型写一部史诗小说，最终没有完成的小说，以散文的方式留下来，成为《一叶知百年》。

《一叶知百年》上卷是《陈旧人物 陈年旧事》：回望晚清至近代，为梁启超、胡适、沈从文、徐志摩等画像；下卷《杂花生树 群莺乱飞》转入当代，以亲历者身份忆叙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父辈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浴洋形容这是“用文字进行的一次策展”：读者像走进一座没有第四堵墙的展厅，一旦看过，时空就和人发生了关联。

叶兆言并不试图把所有人物一生的故事讲完整，他喜欢从书信、日记、回忆录、交往和生活细节里进入人物。

评论家们认为，叶兆言写这些历史人物与他写《璩家花园》中的普通人“用的是同一种眼光，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百姓，在叶兆言笔下首先都是‘人’。历史不会自动赋予谁更高的文学位置”。评论家阎晶明认为，《一叶知百年》写的表面上是一百年，深处写的仍然是叶兆言一直在写的东西：人在时间里的处境。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认为，叶兆言写的是人物性格中非常有意思的那个部分。她举例说，叶兆言写吴宓因饭馆取名“潇湘馆”而生气，“因为他太喜欢《红楼梦》了”；写周瘦鹃在院子里挖了一口井，说“以后要跳井就方便了”，后来真的跳井自尽。张莉认为叶兆言“把考据化为了文学叙事”，“如盐入水”。

写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岭南十三讲》表面上是文学讲稿，实际上更接近一本文学自传。2024年秋天，叶兆言在香港岭南大学担任驻校作家，讲了一学期写作课。那时《璩家花园》刚刚出版，他借这个机会暂时停下来，回看自己写了几十年的东西，整理自己的写作经验。最后，十三堂课变成了一本书。

《岭南十三讲》

叶兆言谈道，为了备课，他读过福斯特、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人的经典文学讲稿，得出的结论是：不能照他们那样讲。那些理论“太高，太深，太复杂”，对于真正坐在课堂里的年轻写作者，反而可能成为距离。于是他把自己降下来，讲自己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以及几十年写作之后仍然没有彻底弄明白的问题。

书中几乎涵盖了写作最核心的议题：如何入门、小说与散文的创作、遣词造句、修改文章及文学的标准等。其特点是平实坦诚，不设门槛。叶兆言认为“别人成功的例子对你可能是毒药”，真正的写作是“追求跟别人不一样，甚至跟自己不一样”。在这本书里，叶兆言说，关于写作千言万语就一句话：“立刻写、坐下来写，写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提到叶兆言的三个创作方向：家族记忆，南京及江苏的历史叙事，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研讨会中，评论家们认为，叶兆言身上有一次鲜明的风格转向。他是以先锋小说进入文坛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在研讨会上回忆，叶兆言早年写先锋小说时，“那种先锋派的语言在他那里风生水起”，对时间和人物命运的处理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但很快，他又转身了，放弃部分先锋小说的语感和想象，重新进入传统叙事。

新时期文学最初的活力之一，来自对旧有文学规范的冲撞。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历史小说，各种文学潮流接踵而来。阎晶明认为，叶兆言40多年间参与了新时期文学许多重要的文学思潮和写作类型。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