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举与远行：那些藏在货车里的父爱

从北京到呼和浩特，五百多公里的京藏高速一路向西北延伸。货车驾驶座上，赵国柱正载着妻儿驶向终点——第二天，儿子赵泽奥就要到内蒙古大学报到了。

临近市区，身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妻子和儿子都已入睡。赵国柱盯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眼泪流了下来。这些年，他紧紧攥着方向盘，为这个家挣出一个未来，却唯独错过了儿子的成长。

儿子是赵国柱最大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赵泽奥被内蒙古大学机器人工程专业录取，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他也是货拉拉2026年“前橙计划”优才奖学金和助学金获奖者。

今年，236名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的优秀货运从业人员子女获得“前橙计划”优才奖助学金。这项教育发展型公益项目开展四年来，累计已有383名像赵泽奥一样的孩子，在父母的托举下走向更远的未来。

两代人的“亏欠感”

十几年来，货车一直是赵国柱谋生的工具，也是横亘在父子间的情感羁绊。

早年间，赵国柱是一名趴活司机，收入不稳定，接到的物流单子也多是零散的。后来，他加入了货运平台，有了相对稳定的订单，跑起车来也就愈发拼命。

赵泽奥在内蒙古兴安盟念高中，为了儿子的学业，妻子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回到儿子身边陪读，赵国柱独自留在北京，扛起全家的经济重担。

他的作息表被压缩到极致：每天凌晨4点半准时出车，一直跑到晚上8点才收车，几乎全年无休，“越是过年过节，单子越多。”

（赵泽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这些年，赵国柱一直在对儿子“撒谎”。

小学一年级，儿子拽着他的手，哭着说：“爸爸，别走了。”他承诺儿子两年后就回来，可两年过去，他食言了。小升初时，儿子再次让他在老家找份工作，“一家人在一起多好。”他点头答应，又是两年过去，他依然没有回来。

后来，他给儿子定下了一个条件：等他从普通班考进实验班，就回来陪他。当儿子真的考进了实验班，他还是没能兑现诺言。直到高考前夕，他依旧缺席。

“迫于生活的压力，我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他。从小到大，我对他的亏欠，确实太多了。”赵国柱说。

家里不宽裕，赵泽奥从小就知道。他比同龄人更早地读懂了父亲的苦衷，甚至通过减少自己伙食的开支，替父亲扛起一点生活的重量。

高一时，他发现学校食堂的米饭免费，菜汤也可以随便加。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悄悄生根：如果只打白饭，再浇点菜汤，是不是就能省下钱？省下的钱，能不能让父亲早点回来？

这个做法，他默默坚持了五个月。食堂的阿姨都认得他了，有时看他只打白饭，会悄悄给他舀一勺剩菜，不收钱。直到身体发出抗议，头晕、乏力，他才终于妥协，往饭盒里添荤菜。

他从未对父亲提起过这些。但那份沉甸甸的亏欠感，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底，反而成了他往前走的力气。成绩一点点往上升，他说：“我总觉得欠父亲太多，只能拿成绩去还。”

另一位货拉拉“前橙计划”优才奖学金获得者小林的父亲张孝红则选择了陪伴。小林在武汉念高中，张孝红在武汉跑货拉拉。高三这一年，他在儿子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让儿子走读，自己一边陪读一边跑车。

每一天，他早上7点起床，给儿子做早餐，等儿子出门去上学，他便开车出去跑货运。住处附近订单较少，他只能多跑40多公里到物流园区接单。无论多忙，他总能在儿子下晚自习前赶回到家里，为儿子做好宵夜。

陪读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年他的收入锐减，不过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我给不了孩子多好的物质条件，就只能在生活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大不了这一年的钱不挣了，我也要把他照顾好。”他说。

父亲的陪读，给了小林高三最大的底气。在学校里，同龄人之间总有说不出口的心事，但回到住处，面对父亲，有什么都可以直接说，他整个人都是放松的。

货车里的父爱

在“缺席”与“陪伴”之间，还藏着一个特殊的中间地带——货车的副驾驶座。

从童年起，父亲的货车就是赵泽奥无法绕开的坐标。他喜欢窝在那个高高的座位上，跟父亲一起去跑货运。

他记得一个闷热的上午，跟车跑到下午，天气忽然凉快下来。赵国柱摇下车窗，风灌进车厢，他下车去小卖店买了两根冰棍。回到车上时，冰棍已经化了一半，包装纸上沾着父亲干活留下的黑手印。冰棍的甜，在小男孩心里化了很久。

初二那年的冬天，赵国柱跑车回家，眉毛上结了一层白霜。那是赵泽奥第一次真切地看见父亲的不容易。

货车载着他长大，也载着他看见了生活的另一面。他见过烈日下晒得通红的工人，见过挤在杂物堆上打盹的环卫工，也接过陌生老板递来的水。那些微小的善意，和父亲手上的黑手印一样，成了他理解世界的底色。

（赵国柱开货车送儿子到内蒙古大学报到）

在驾驶室里，父子俩有自己的一套语言。赵国柱教他认路牌、讲交规，他教父亲说英语，北京的外国人多，他希望父亲出门在外，能听懂几句日常的问候。

赵泽奥喜欢看书，有一部分原因源于父亲。有一次路过一个书摊，他站在那儿挪不动脚，赵国柱看到儿子喜欢那本《中华上下五千年》，便把那本书买下来了。于是，赵泽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

后来，父子俩把一起跑车的日子叫作“亲子日”。这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收车后，两人还会特意去市场挑点好菜，回家做一顿饭，像过节一样。

如果说赵国柱对儿子的爱体现在货车上的默契，那么货拉拉司机张勇对儿子张佳锐的爱则藏在深夜十一点的等待中。

张佳锐也是货拉拉“前橙计划”奖助学金获得者。在他眼中，父亲是个“拼命三郎”，为了多跑几单，张勇经常把吃饭的时间一压再压。最忙的时候，他清晨5点出车，夜里干脆在驾驶室里待上一宿，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每次张佳锐打电话问“吃饭了吗”，电话那头永远是那句“吃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爸说吃了，但我知道他中午都是随便带点东西将就一下，到晚上才会去吃一顿正经饭。”

然而，在儿子面前，这个连吃饭都顾不上的人，却从未有过半点敷衍。张佳锐每晚11点下晚自习，那时母亲和妹妹早已睡下，张勇便成了那个在等他的人。哪怕白天跑车已经耗尽了体力，他也会强撑着坐在客厅里等儿子。有好几次，儿子还没进门，他就已经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

高考结束后，张佳锐决定走进父亲的日常。跟车的那些日子，他才真正读懂了方向盘上的重量。最远的一单近四百公里，看着父亲连续开了几个小时，他主动找话跟父亲聊，帮他提精神。那天他回到家很快便入睡了，睡得特别香。

开学前夜，考虑到电车的续航问题，张勇特意换回了那辆旧的燃油货车，这是他的第一辆货车。900多公里，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他开着这辆旧货车载着儿子，驶向了大学。这辆旧货车，成了父子间爱的见证。

托举与远方

小时候，父亲在孩子眼里总是无所不能的。可等孩子长大了，才发现父亲其实也就是个普通人，在很多事上也有他的局限。不过，在高考填志愿这个节骨眼上，父亲们还是会拼尽全力，想帮孩子把路选对。

赵国柱和儿子赵泽奥，就曾在这个事上急过眼。赵国柱在公路上跑了十几年，他比很多人都懂得一个稳定生活的含金量。他劝儿子选个文科，以后当个老师，或者考个公务员，一辈子安安稳稳的。可赵泽奥不乐意，他想去外面闯闯，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父子俩争论了很久，最后赵国柱还是松口了。激烈争论后，他们逐渐和解。赵国柱同意儿子的想法，“人生太安逸，就没法谈大发展。”最终，赵泽奥选择了机器人工程专业。

“国家正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现在一些工厂都实现自动化了，未来利用到人力的会越来越少，机器人更加高效，成本更低，我觉得机器人行业的前景还是不错的。”赵泽奥和父亲说。

赵国柱知道，孩子飞得越高，父亲离孩子就越远。儿子终究要去更高的舞台舒展才能，而自己也将回到北京，回到他赖以扛起家庭的货车上，继续跑货运。赵泽奥计划毕业后去北京，北京竞争激烈，但他的父亲几乎半辈子都在北京待着，他想去帮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

（张佳锐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报到）

与赵泽奥奔赴远方不同，小林选择了留在武汉读大学，这里离父亲张孝红更近。他被华中科技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录取。在他眼里，光电是多学科交叉的，涉及芯片、通信、光学、计算机等。他想将来在这个前沿行业里踏踏实实沉淀下来。

当同龄人纷纷涌向热门赛道时，张佳锐却选择了一条“向下扎根”的路——传统的农业方向。高中时学习压力大，他曾情绪低落，也是那段日子里，他想明白了一件事：他要选一个不内卷的专业，进一个不内卷的行业。

他坚信，农学没有脱离这个时代。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乡村振兴是政策的方向，这个专业与时代脉搏是相连的。张勇开始不懂这些，开始大量查阅高校、专业和行业的资料，最后决定支持儿子的选择。最终，张佳锐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录取，他的目标是争取保研深造。

三个家庭，三种父爱，三个远方。赵泽奥、张佳锐、小林从不同的起点出发，走向了三个不同的专业。这不仅是三个年轻人的选择，也是三个家庭对"未来"投下的不同押注。

货拉拉“前橙计划”优才奖助学金成了这些孩子大学启程前收到的第一份温暖。今年，这份支持又往前走了一步：除了奖学金，项目还增设了“优才助学金”，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子；同时新增了“特别奖”，奖励那些在学科、社会贡献或德智体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孩子额外的奖金。

父亲们无声的托举，孩子们都记在心里。去学校的路上，赵泽奥教会了父亲一个英文梗：“0:55”英文是“five to one”，谐音“521”。赵国柱听得很认真，把这层意思记下了。离开学校前，赵泽奥鼓起勇气抱了一下父亲，轻声说：“爸爸，我爱你。”

离别时，赵国柱眼睛又红了，他没有回头。他知道，这十多年来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把自己没能抵达的远方，一寸一寸，铺成了儿子脚下的路。

（应受访者要求，小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