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1年9月，四川成都，赵尔丰面对请愿人群时，真正感到棘手的并不是几张传单，而是隐藏在乡村社会里的袍哥网络。
这场风波后来被称为保路运动。表面上，争议围绕川汉铁路的收归国有，深层却牵动了四川地方社会的利益、情绪和组织力量。赵尔丰手里的兵并不少，但面对遍布城乡的袍哥，官府很难只靠武力解决问题。
袍哥并非一个单一严密的政党，更接近由堂口、香堂和地方头面人物组成的关系网络。成员有农民、商人、脚夫，也有军人、士绅和衙门中人。有人靠它求保护，有人借它扩大势力，也有人把它当作谋生和结交的门路。
关于哥老会的源流，史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它与天地会等秘密结社有联系，又吸收了四川本地的会党传统。清初“湖广填四川”后，大量移民进入盆地，乡土关系重新组合，互助组织也随之生长。
1848年，永宁县郭永泰在荩忠山设立香堂，传说入会者达数千人。此后，类似堂口逐渐扩散。所谓“袍哥”，常被解释为《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讲的是同伴之间彼此照应。
但这套“兄弟义气”并不意味着人人平等。袍哥内部有大小堂口和等级差别，富商、地主更容易成为“大爷”或堂主，普通成员往往处在底层，还要承担香钱、会费之类的支出。有意思的是，所谓“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也反映出这个组织内部的复杂面貌。
清水袍哥多从事正当行业，浑水袍哥则可能涉足赌博、盗窃、拐骗等营生。普通百姓加入其中，有时不是为了作恶，而是因为担心被欺负，觉得身后有个堂口，遇事多少能找到人说话。
在县以下的广大乡村，官府力量本就有限。地方纠纷、债务冲突、婚丧往来，常常由乡绅、族长或会党出面调解。久而久之，袍哥不仅存在于民间，还渗入绿营、新军和地方武装。官员到任后，若完全不顾当地堂口的影响，政令往往很难顺利落地。
它的力量在保路运动中集中显现。川汉铁路原由民间筹资，部分地方甚至把款项摊入田赋。后来清廷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并以借款方式解决建设资金，消息传到四川后，却被许多人理解成朝廷要吞没民间股款、出卖铁路权益。
1911年6月，成都请愿活动不断升级。9月，赵尔丰下令开枪，造成伤亡，局势迅速恶化。袍哥借助原有的堂口关系，动员乡民、传递消息、组织抵抗，保路运动遂从成都扩展到四川多地。
清廷见四川局面难以收拾，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可是湖北兵力一动，武汉防务出现空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四川的会党力量，确实成为清王朝垮台过程中的重要地方推力，但把辛亥革命完全归功于袍哥，也是不准确的。
民国建立后，袍哥从秘密组织走到台前。四川地方议会、军队和商界，都能看到其成员身影。北洋政府时期，四川、湖南、陕西等地的一些袍哥首领还曾掌握军政权力，风光一时。
可它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各县有各县的“大爷”，各堂口有各堂口的利益，平时可以联手，涉及地盘、钱粮和权力时却彼此提防。能在地方上号召数千人，不等于能组织一支现代军队，更不等于能建立稳定的政治体系。
1946年，成都袍哥头面人物为一位“大爷”操办丧事，连摆七天流水席，军政要人纷纷前来吊唁，花费超过四十万大洋。这样的排场足以说明其社会影响，却也暴露出它的局限：重人情、重声势，缺乏清晰的公共目标。
四川解放前后，许多袍哥面对新政权并不了解。渠县大姓雍熙文曾拥有民团武装，起初打算抗拒解放军，后来经地下党联系劝说，率部起义。类似选择并不少见，有人投降，有人离开，有人随旧政权撤退，也有人隐姓埋名回到乡村。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始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组织清理。按照当时的摸排材料，四川袍哥数量极大，重庆一地即被统计出十万人左右，全省更有“1700万”的说法。这个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存在争议，但袍哥曾广泛渗入社会生活，确是事实。
乡、村、街道等基层机构逐步建立后，治安、调解、户籍和征粮等事务不再依靠私人堂口。袍哥赖以存在的保护关系、地方权势和灰色空间被逐步切断。没有了旧式社会的缝隙，这个庞大的秘密结社组织很快失去依托，堂口散去，黑话沉入方言，剩下的只能是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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