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廷锴自传看为何不能同情地主阶级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的课本上讲过什么叫三座大山的压迫。后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很多影视和文艺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好像又没那么招人讨厌了。其实这只是一种文艺表现手法。

你不能因为有些地主偶然也开仓放点粮食，施舍点饭，给人修个桥，办个学校，就说他是大好人了。剥削的性质是由阶级的本质决定的！

笔者以前写过，在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有人非要考证，说大邑县的刘文彩到底有没有开设过水牢。这个东西即便是不叫做水牢，那也是一个关人，折磨人的地方，而且为他辩护的那些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哪怕是在民国时期，如果那个地方是一个放鸦片烟的给鸦片烟保湿的仓库，那就更是犯了重罪，因为民国也不让贩烟，最起码是明面的法律上不允许。也有些人会用电视剧当中的那句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来调侃一些现象。过去中国的封建剥削阶级当中有一个权力最大的阶层就是大大小小的一层一层的地主，皇帝本人就是那个最大的地主。

有些势力和他们的媒体特别喜欢攻击某一个小小的证据上的点，说整个剥削的链条都是假的。这是别有用心的。

笔者也写过历史上很著名的抗日名将蔡廷锴。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英勇事迹。那么他也有一本特别贴近生活的、用广东人的口吻写的自传。他并不是专业的文学家，他就用每一年来划分他的章节，也就是他每一年是怎么过的，大致就是这样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查。从他的自传当中可以发现，他这种家庭，还不是最底层最赤贫的农民，都已经受到了极严重的制度性的剥削。

他的抗日功绩都介绍过，这次只分析他家为什么如此勤劳还难以摆脱贫困。

他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1892年4月15日出生，因为毕竟生在清末时期，他还有个姐姐也辛勤劳动，但是家里人重男轻女，所以有白米饭的时候就先给他吃，他大姐干的活也是地里的活，但是只能喝稀粥。不过那个时代男生也意味着要多负责任，不能光受宠爱。他确实特别负责任，特别懂事，想办法帮家里干活挣钱，每一次都是好不容易攒点钱，就有各种各样的变故花掉，最终又负上各种各样的债。因为事实上光勤劳是不能致富的，那是制度性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他们家的耕牛也应该成了富翁了。他这个牛的事儿，等一下我还要再提。

下面，笔者和大家一起看看那些他生命早年的艰苦的历程，所以他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

他家在广东云浮罗定下边的一个乡村，小时候真的是相当穷。他父亲在村里算是土秀才，通过自己努力，会一些中医和看风水的技术，还会裁缝衣服，以及给耕牛看病。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帮他们发家致富，只不过是补贴家用，像这种又治人又当兽医又看风水又当裁缝和农民，身兼多职，也还是不能致富。

他家平时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租地主的地，成分属于佃农。

他家劳作特别辛苦，可以说是全年无休，没有那种放假的概念。但是地和牛都是租来的，光这些高昂的租金，就是种地的粮食的收入的大部分利润才能覆盖的。

他的父亲29岁才能娶亲，说明在那个时代更是这样，很多人太贫困，就是无法成家，就只能打光棍儿，就是自然的“绝后了”。在清末的乱世这种现象不罕见。

做农活特别苦，他的书原话是这样的。

【“我家割禾了，母亲特别纷忙，家姐也无一刻空暇，她虽然还未到10岁，却已帮着母亲做成人的苦工——插田割禾，担水，挑禾草煮饭……她都做得来。那时煮饭工作，就是家姐一个人担任，我有时也帮烧火煮饭，及做其他轻微工夫。家姐极勤慎，食完早粥午饭，放下碗又到田间帮母亲割禾，从不推懒。我则跟母亲家姐到田间去玩水捉田鲤鱼（乡间利水田养鱼，春间下鱼种，多属鲤鱼，割禾时已大有三四两重）。每捉得一尾，都非常高兴。这些鲤鱼，就是我们最美味，而且是收割时唯一的菜肴。……”】

关于农忙时，光劳动吃不饱时，他的描述是吃的稀饭，看到种出来的粮食，想吃蒸米饭，求母亲做，但是被骂了。

他们的方言是把父母叫做“哥嫂”，是一种独特的民俗，某种原因是因为过去孩子成活率低，如果喊得太亲切，怕养不活。

这件事，他是这样写的。

【割插完毕之后，已是立秋，天气转凉，玩水玩泥沙，已感到无甚兴味。没有得玩，时常会想到食这方面，事实一天三顿稀粥芋薯，也太不充实，很想母亲煲一次饭来疗饥，一天盼一天，而母亲却像是若无其事。有一天，我的确不能忍受再食这些稀粥芋薯了，便对母亲说：“阿嫂，隔了这么多日，怎不煲一餐饭给我们食？”母亲听了，不甚欢喜，而且很生气的说：“呵！你啖排场！（俗话阔绰）有粥你食，都算好了，你还想食饭！如果食了这些谷，恐怕连粥都无得你食，到那时就要乞食了！”我当时见母亲生气，就不敢再说，只肚里寻思，母亲为什么这样怪，煲一餐饭都不肯呢？……】

因为他们那里气候热，所以在立冬的时候还在收水稻。根据他的描述是收完稻子还要种麦子。一年到头没有停歇，都很辛苦，种好的粮食绝大多数都要交给地主老爷，因为稍晚一点的话，就会有当差的来催。如果今年欠他的租子，明年就不给地种，生活就会更加困难，可能全家饿死。在搬运的时候，他的母亲要挑120斤重的担子，他姐姐虽然还小也要挑30多斤，他也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从干农活开始，锻炼了健壮的身体。因为在当地孩子里算高个儿，有人管他叫“高佬”。但是在他母亲口里他就是“虾毛仔”，就是他的小名。

因为他是家里最大的男孩，父母省吃俭用也要把他送去受点教育，所以就上了私塾，就是那种过去的考不上学的老秀才在村里开的私塾。

表面上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广东农村的普通家庭，虽然贫苦，但一家人相互支持，似乎他们只要熬日子，把孩子养大了，也算是一种挺不错的结果，但是在封建土地制度下，没有那么幸福的事情。

封建地主阶级掌握着绝大部分土地资源，广大农民要么没有地，要么只有极少量的贫瘠的土地。然后还要承受极高额的地租，苛捐杂税以及各种人身依附关系。这里说的就是过去那种你在地主的这片势力范围里，他让你干什么，你要是不干什么的话，可能你会受罚，甚至可能会被他的私人武装打死。

因为封建制度整个设计的本身就是让极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大多数人都挣扎在生存线上，随时有可能会跌进赤贫或者是毁灭。

他家还受到了不少天灾，但是天灾的背后仅仅是灾难吗？当然不是的，如果有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他们就不会悲惨成这样。

他的自传里原话说的是我家的田是向田主批来的，就是租来的意思。连耕牛也是租的，他说“我家每年要给三担谷做牛租，所以每年收获，除了田租牛租，多余的谷就很少了。”

所以极大的一头收入就是被地主和租牛的都拿走了，那么剩下的才是勉强糊口的那些。他自己开篇就说了，“终日劳碌，被地主豪绅剥削之下，不得一饱。”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阶级处境？

虽然他父母含辛茹苦拉扯几个孩子，每天辛勤劳作，但是就维持不了一种脆弱的经济平衡。过去这种农村穷人家孩子都是大的带小的，可以说，只要会走路就要开始学着做活。

他大姐除了干地里的活还有各种家务，还要帮着带小孩子，他也是一样。他们靠租种地主的田地，连生产工具，耕牛都不属于自己，其他的东西也都是不用坏了不能买，或者说地主阶级不给他发生产工具，比如说你种地用的东西，你自己要去买，自己要去修。

这种状态下，田租和牛租盘剥掉了绝大多数劳动收入。如果再遇到突发情况，比如谁病了？谁去世了要办丧事或者是天灾人祸，又或者是人情往来，比如姐姐要嫁出去，根据民俗要准备很厚的嫁妆，要比彩礼多，否则姑娘会没面子，这些都是很大的经济支出。

比如他家租来的耕牛不幸摔坏了腿，已经活不了了，他们只好咬着牙把牛宰了，卖成牛肉，亏了很多钱。

他家里曾经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变故，后来也曾经有那种刮大风把房子刮塌，只好借债盖房子的事情。

天灾年年有，但是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有保障的社会里，天灾不至于让一个家庭彻底毁灭，正是因为过去腐朽的封建制度，把农民压到了生存的最底线，就使得任何一场灾难或者是疾病都会成为灭顶之灾。

所以像他家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度假或者休闲，或者出去消遣娱乐那种说法。比如现在有的人拿到点闲钱想办法去看什么演唱会或者是其他的消遣自己，比如在他家那个时代，如果你想出去听戏，你都是很困难的。第一，你没有那个闲暇时间，第二，你没有这经济实力。

他母亲在生他弟弟的时候一直干活到头一天，之后几天就下地干活去了。这并不是农村妇女身体好，因为直说就是请人打帮工请不起，怕种地种慢了，粮食收少了，将来把孩子饿死了。佃农也不是傻子，也想休息，这就是在地租的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再后来他母亲由于特别节俭，可能是吃不好，又很劳累，抵抗力很差，在生他最小的弟弟的时候应该是感染了类似淋巴结核的病，所以生下来也是死的，然后她自己也不幸去世了。在这之后，乡亲们都说不再娶的话，家里没人操持，所以他迎来了后妈，对他们姐弟相当不客气。母亲过世之后，第二年他就辍学了。

过去人们有唯心主义，经常会说“我命不好，这是我前世没有修好，说我运气不好，叫做命薄，希望下辈子能有个好运”。这些就是一些宗教上的说法是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他们家当时在清末民初的遭遇，绝对不是单纯的运气不好。这是封建土地制度下佃农阶层的普遍命运。就算是到了民国，由于资本主义革命的局限性和软弱性，所以我国的买办资本阶级天然地要同封建地主阶级妥协，也就是说不可能彻底革他们的命，要和他们进行一种利益上的媾和，不可能完全切割。所以封建地主阶级其实还在，这些人仍然凭借着土地的所有权不用劳动而坐享其成。

就算是到民国，有些人只不过是头上没了辫子，其实他的性质还是一样的 像他家这样的人就是佃农，拼命干活，却连温饱都维持不了。所以这种剥削关系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

那时候一个少年的心里除了会有疑问，我们家为什么如此贫穷？我们分明这么勤劳了……也会感到深深的不公。他也听人讲了外面的新闻，日军在甲午战争是如何侵略中国的，又是如何强占台湾等等。他也听说，清政府就算倒台之后，他们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所以他自然会想，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出路。在后来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也还深深记得。

蔡廷锴第一次去投军，1909年他投入了广东的新军。还跟父亲和妻子说是揽到了裁缝活，给人做嫁妆衣服，他怕不让去。再后来他发现部队有发军饷，当时已经用银元了，他很高兴。那个时候他只是想怎样补贴家用，还没有往革命上想。他有一段时间回家处理家务事，再后来他又出去寻找当时的部队。辛亥革命之后，广东独立了，他后来等同于到了广东省卫军，再后来又到了其他的护国军。之后到护国第二陆军讲武堂学习一年。1920年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组建粤军第一师，他也在这个师里受到了锻炼，后来加入国民党。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渐渐成长为一代抗日名将。

所以从他的自传上看，是一个佃农子弟在那个旧社会受剥削的、然后投身革命的缩影。不能只看到天灾人祸这种表面上的叙事。而是要看到背后那套吃人的封建土地制度。这才是他从一个穷苦农村孩子成长为革命将领的根本动力。所以开头说的为什么不能同情什么地主阶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共情。不能觉得电视里写的那样地主是温良恭俭让的，可去他的吧。地主阶级是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他们占有土地并非靠自己劳动，也不是靠自己白手起家，也不是因为自己精打细算，勤俭节约。

这是靠制度赋予的特权。如果同情这个阶级，本质上就是维护一套让多数人受苦的制度。或者说白了就是忘了自己本来的阶级，因为99%的人过去你的祖先就是那个被剥削的阶级。

蔡廷锴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正是因为他从自身经历中认识到这一点。一个人的苦难不是命运决定的，而是制度的产物。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封建地主阶级就是那个时代农村苦难的制度根源。站在政治立场上，没有任何理由去同情这个阶级，我们要做的就是彻底埋葬他们，埋葬所有的剥削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