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日，日本防卫省公布2027财年8.89万亿日元的预算概算要求，再创历史新高。人工智能、无人装备以及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建设都被列为重点。由于日本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少项目尚未明确具体金额，最终防卫支出还可能进一步增加。
预算扩张背后，是日本军事角色的拓展。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从装备体系到作战理念，日本正在为更远距离、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配置资源。
同时，日本也正在重新界定“自身安全”的范围。近年来，从台海、南海到菲律宾，再到更广泛的“印太”，更多地区被纳入日本的安全政策和防务合作议程。
日本近期加快推进一系列防卫政策调整，并不断强化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防务合作。这些政策总能找到一套所谓“安全理由”：台湾邻近日本西南诸岛，南海承载其重要海运通道，菲律宾具有突出的地缘位置。单独来看，这些理由似乎都有某种“现实依据”。但如果海外利益延伸到哪里，安全范围就随之延伸到哪里，那么对于一个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资源和航运的国家而言，其所谓“安全边界”事实上很难找到终点。
越来越多原本属于外部地区的安全事务，正在被重新解释为日本自身安全的一部分。这种逻辑，日本并不陌生。
1890年，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认为日本不仅要守住本国疆域，还要维护国境之外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空间。进入20世纪30年代，所谓“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说法盛行，中国东北被进一步解释为关系日本生存的战略空间。此后，从“东亚新秩序”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对安全的理解不断向外延伸，最终已不只是防止周边出现威胁，而是试图按照自身安全和战略需要来重新安排亚洲秩序。
日本当年的对外扩张，也并非从一开始就以赤裸裸的侵略语言出现。“国家安全”“生存利益”，乃至“亚洲自主”“共同繁荣”，既被用于包装对外侵略，也被用于国内动员，为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赋予“安全”与“正当性”。最终，这些话语并未带来所谓亚洲共同繁荣，而是将众多亚洲国家卷入战争。
1945年的战败以最彻底的方式中断了这一进程。日本军事机器被解除，安全角色被重新限定，由此被拉回和平发展的轨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几十年，恰恰是其军事安全角色受到严格约束的时期。这段历史也说明，利益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安全边界也必须全球化。
那么，近年来日本为什么又开始扩大“安全”外延？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力量结构的变化，是日本调整安全政策的现实背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化来自美国。美国不断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加深了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疑虑。这种疑虑并未促使日本收缩安全范围，反而成为其扩大安全边界的又一动力。这种变化正在重塑日本的战略算计。日本既希望增强自身军事能力，降低对美国安全保障的单一依赖，又试图通过扩大防务合作网络，将更多国家和地区纳入自身安全布局。
这也给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所谓“正常国家化”诉求提供了更大的制度空间。当越来越多的外部空间被划入日本的“安全范围”，更强大的军事能力和更广泛的行动范围也就有了新的理由。
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回顾历史，需要审视的是，那种曾经推动日本把“利益线”一步步变成“生命线”、再把安全空间不断向外扩张的逻辑，是否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8.89万亿日元之后，防卫费还会增加多少，或许只是表层问题。日本准备把自己的“安全边界”推向哪里，才是问题所在。（作者是亚太问题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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