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毕业演讲走红的中学校长黄春：没有哪一株植物会辜负春天

（来源：九派新闻）

转自：九派新闻

编者按

一句致辞走红，内核却是长久的教育坚守。黄春拒绝把教育简化成升学竞赛，不迷信名校模板，不唯分数论高下。

教育不是修剪统一的盆景，而是一片春天。有的花开得早，有的长得慢，每一种生长，都值得被接纳。

不必非要成为人上人，好好做一个完整、自由、有温度的普通人，本身就是教育最好的答案。

在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黄春一句“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全网刷屏。

困在学历焦虑里的年轻人把它当作鼓舞，也有人从中听出一点“狼性”。演讲以后，人们想从黄春身上寻找更大的答案：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如何证明自己，一所学校怎样兼顾成绩和自由，什么是教育的目的。

黄春熟悉教育里的竞争。从江西师大毕业后，他去了北京一所中学教语文，二十岁出头拿下全国教学大赛一等奖。后来，他主动敲开北京四中的门。37岁那年，他正式做校长，三次创校，也走访过一千多所学校。

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他说起教育，很少教人怎样赢。更多的时候，他讲破除唯分数论，讲“以人育人”，讲如何守护一块教育的土壤。

​黄春。图/九派新闻

【1】演讲之后

走红以后，黄春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他仍很少熬夜，无论学校里有多少事情，每天睡够八小时，是他不愿打破的习惯。

6月29日，黄春走上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的讲台。在他的印象里，被请回母校致辞的，多是企业家、科学家或社会活动家。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一类，“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

到了现场，他临时在开头加了一句话：“很少有大学愿意把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视为优秀校友，即便它是一所师范大学；然而，我们的江西师大是个例外。”

母校还记得一个普通老师，让他觉得，这是自己得到过的荣誉里“最高的”。至于为什么是自己，他猜测，也许母校看中的是他这些年“没有在教育的大流里随波逐流”。

演讲里，他讲起初到北京的那堂课。那时他21岁，只比学生大四五岁。学生问：“老师，江西师大在哪里？没听说过。”他笑着回答：“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将来我要教你三年的语文。”如今回忆起来，他说，原本只是一个年轻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玩笑，学生笑着问，他也笑着回答，“这个对话很温暖”。

黄春觉得，学校的名字只说明一个人从哪里出发。“高的起点是好，但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离开学校以后，一个人还会不会读书、学习、改变自己，“人是可以终身学习的”。

黄春。图/社交平台​

在黄春的学校，没有课、培训和集体活动时，教师可以不来；晚自习自愿参加；家人生病，可以回去照顾。

“敬业是一个矢量。”黄春说，“不光有大小，还有方向。”真正的敬业是想办法提高自己的专业。如果一堂课已经让学生不愿意听，解决办法还是加课、补课，那么越努力，结果未必越好。有时候，他宁愿老师少做一点，“让他自己长，可能长得比你呵护、浇灌、修剪还要好。”

黄春并不反对努力，也不反对高分。他更在意的是，一个高分究竟怎样得来。

他把不透支身体、心理和其他成长为代价的成绩叫作“绿色分数”。“但凡这个分数是绿色的，越高越好。”至于那些需要拿睡眠、健康和生活去交换的分数，他觉得，不必把它看得那么重。在他看来，真正决定那更高一点分数的，可能恰恰是一个人“有没有自由的思想，有没有自由的生活，有没有真实的体验”。

“教育首先应该对学生负责，而不是对学校的名声负责。”他反复谈到教育的目的，如果一个校长把学校经营成一场围绕升学成绩展开的竞争，把学生的成功转化成学校自身的名声和利益，那么教育的目的就发生了偏移。

【2】最好的地方

年轻时，黄春很想去“最好的地方”。

1997年，黄春从江西师大毕业，去了北京一所普通中学教语文。工作第二年，他拿到全国教学大赛一等奖，整个人“飘起来了”。过了几年，他问同事，北京最好的中学是哪一所。对方告诉他，北京四中。

黄春拿着简历去敲门。原来的学校愿意为他破格评高级职称，也愿意解决住房，他没有留下。“就要奔那个最好的学校去。”

真正进入四中，他很快发现，事情和想象得不一样。教研组里有北大、清华、北师大毕业的老师，也有硕士、博士和海归。黄春环顾办公室，觉得自己“学历最低、学问最低、能力最低”。

第一个教师节，别人的桌上堆满鲜花，只有他的桌子空着。他上课时，隔壁教室却像一场记者招待会。有毕业多年的学生提前查好老师的课表，带着相机回来录课。教室坐不下，有人趴在窗外；有人从国外回来，听完一节课，不打扰老师，又悄悄离开。

黄春站在一旁看着。过去，他拿过一等奖，学生也喜欢他的课，他以为这就叫好老师。那一天，他看到另一种标准：学生毕业多年以后，仍愿意从世界各地回来，只为再听一节课。

“我忽然觉得惭愧。”他说，“我教书的头几年，没有给学生的人生留下一个值得终生想念的老师。”

在四中，黄春也有被学生“挂在台上”的时候。在讲莫泊桑的《项链》时，教材和教参把玛蒂尔德的虚荣列为重点，黄春也照着讲。

一个女生站起来反驳：参加高级舞会，把自己打扮得体面没有错；项链丢失以后，玛蒂尔德没有逃跑，而是按真项链赔偿，用十年还债，夫妻也没有分开。“老师，你说得不对。我认为玛蒂尔德特别可爱，甚至很伟大。”

黄春一时回答不了。下课后，他回办公室找原著，查课文是否有删节，也查法国文学界怎样评价这本小说。再回到生活里，他觉得学生说得有道理：一个普通人对更好生活的向往，未必天然值得批判；小说写的也许不是虚荣，而是人生无常。

从那以后，他提醒自己不能只“拿着教材去理解”，还要“拿自己去理解”。

四中有一句话——老师一辈子的使命，是站稳讲台。黄春觉得，这个站稳永远没有完成时。孩子不断追问，老师就得终身学习。学生知道得越来越多，老师也不可能只靠年轻时学过的东西教一辈子。

后来，有毕业生回来看他，说：“黄老师，我感觉你的课上得越来越好了。”黄春觉得，这是自己得到的最高评价。

他一直记得那些敢说“老师，你讲错了”的学生，也喜欢一句话：“好老师是好学生培养出来的。”这也是他理解“以人育人”的起点。老师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人，站在高处修剪一群尚未长成的孩子。学生在成长，老师也要在教育中继续成长。人不是加工人的材料，教育也不是把所有人塑造成同一个样子。

【3】窄路

黄春的成长，开始于另一种学校，也开始于一条更窄的路。

他出生在江西上饶的乡村，父母都是老师。父亲读过大学，在中学教书；母亲在小学教书。学生常到黄春家里来，父母留他们吃饭，问学习，也问家里的事情，尤其惦记那些处境不好的孩子。七八岁时，黄春觉得老师就是父母那样的人。

他成长的年代，考大学是一条窄路。高中一个班坐七八十个人，最后真正能上大学的只有几个。

17岁，黄春考上大学，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南昌。在江西师大，他进了文学社、话剧团，通过写信联系十几所高校，在学校办起几百人参加的大学生文学交流会。

他也爱买书。师范南路有一条一百多米长的旧书摊，废品站收来的书按斤称。他买柏拉图、弗洛伊德，也买看不懂的外文书，承认其中有一点虚荣，“假装自己是个思想家”。

《理想国》《辞海》《说文解字》，他买了好几个版本。为了喜欢的书，他可以省下午饭的钱。书越买越多，他在宿舍床上钉了六七层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最后睡觉的地方只剩四五十厘米。床稍微摇晃，他就担心书掉下来，“真的会压死人的”。

毕业去北京时，他自己坐硬座，21箱书走铁路托运，运费比车票还贵。集体宿舍放不下，他把书铺在草席下面，自己睡在上面。他形容那种踏实，像一个爱钱的人睡在钞票上。

他喜欢鲁迅语言里的短和利，“几句话、几个字，就能把意思说透”。大学时，天还没亮，他常拿着鲁迅的杂文去操场读。四周黑着，其他学生还没有起床，他一个人站在那里。

读得久了，他的语言也受了影响，喜欢把事情直接点破。黄春不排斥这种“扎”，话如果说得太温和，人容易觉得讲的是别人，“只有再狠一点，扎破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是这个毛病”。

现在回想上大学，黄春记得的反而多是课堂之外的事情：办社团，读书，跟老师打球、吃饭、搬家，人与人离得很近。黄春觉得，自己是在这些空隙里，慢慢知道大学还可以怎么过。

【4】大张旗鼓地表扬

37岁以后，黄春开始做校长。

他先后参与创办北京房山、广东珠海和河北雄安的学校。学校有公办、民办，也有国际化教育。学生、教师、经费和政策并不相同。加上调研、支教和交流，他去过一千多所学校。

见得越多，他越不相信一种名校经验可以原样复制。有的学校资源充足，有的师资不齐；有的孩子身后有家庭和学校托举，有的没有。漂亮的经验像“锦上添花的那朵花”，让人看到一种可能，却未必能移植到另一块土地。

黄春想找的是，换一个地方仍然成立的东西。一个孩子怎样长大，身体怎样变化，怎样说话，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形成自己的想法，这些事情，在北京和更远的地方并没有那么不同。

他把这些称作生命成长的规律。教育的本质，是尊重这种规律，做真正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用的事。

落到学校里，这些想法都是看起来平常的选择。黄春不喜欢传统学校狭长笔直的楼道。教室一间接一间，楼道只负责把学生从一处送到另一处。有些学校担心拥挤和打闹，甚至要求学生课间不要出来。“过去很多人认为，路上是没有风景的，不需要停留，是不能发生学习和成长的。”但人不是这样长大的。人要交谈，要遇见别人，也要在没有被规定的空间里学会相处。

办学时，黄春要求把楼道做宽，在教室外留出可以坐下、聊天和活动的地方。他把自己对空间的感觉放在了教育里，把教室与公共空间比作“三室一厅”：不能只有房，还得有客厅，让人可以碰见彼此。

黄春觉得，这些看起来和考试无关的事情，也是学校的一部分。一个孩子最后总要离开教室，进入更大的生活。“教育不仅是把一个自然人培养成一个知识人，还要让他成为一个社会人。”

2015年，他索性把办公室搬到楼道转角一块半开放的空间里。起因是他发现，许多人从幼儿园读到大学，从未和校长真正说过话，甚至不知道校长是谁。“那我就想，我当这个校长干嘛，谁当不都一样吗？”

黄春搬来桌椅，在那里坐了两三年。学生每天从面前经过，可以停下来跟他聊天、喝茶，也可以直接走过去。

每学期的结业式，他尽量让每个孩子都拿到一张奖状。刚开始，老师觉得这几乎不可能。后来统计下来，平均每名学生可以拿到三张。

奖项不能只是凑数，学校要先给学生设计足够多的成长路径。黄春把“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交给老师颁，自己颁志愿服务、为集体做事、主动承担工作等奖项。

他不愿看见一百个孩子坐在台下，只有十个人轮流上台。“人不能永远在那里给同伴鼓掌，他也要享受别人给自己的掌声。反过来，他再给别人掌声的时候，才真是由衷的。”

一个孩子成绩好，当然值得肯定，但黄春觉得，那毕竟只属于少数人，“表扬的是天分”。

他更想把掌声留给另一种时刻。“主动地、无偿地、热情地拿出自己一点点时间就能做好的事，这是跟能力、天赋都没关系的。”黄春说，“只要愿意都能干好的事情，我们大张旗鼓地表扬。”

​学生们上的戏剧课。图/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公众号

他还准备办一个“提问节”。学生如果想到一个重要、又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就可以报名，用三分钟讲清楚：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值得问。全校师生选出100个问题，用一年时间共同思考。“答案无所谓”，这种胆量并不是每个孩子天然都有，黄春更想留下的，是孩子问“为什么”的习惯，以及站起来提问的胆量。

【5】在春天

黄春不太相信，人生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

有校长问他，不加课、不补课，万一学校考差了怎么办？黄春回答：“大不了咱引咎辞职。”校长当不了，就回去教书，书教不好，再去做点别的，“工资少一点，不就行了吗？”

他说自己财务不自由，但工作自由。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也没有太多预设，只希望孩子以后能做一个“工作自由的人”。

这种松动感，和黄春年轻时不太一样。那时他很在意输赢。第一年没有拿到奖，他觉得丢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许多年后，再提起那次全国教学大赛一等奖，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你想想，我怎么可能工作第二年，就是全国最厉害的？”

近十年来，黄春没有再去够什么奖项。那些曾经必须得到的职称、学历和名次，慢慢从生活里退了下去。他越发觉得人不需要用外部的尺度判断自己处在哪里。“人生的选择不需要那么精致。”他说。

黄春最早教过的学生，如今已经人到中年。后来又有一代代年轻人坐到他的课堂里。

有一次，他去一所学校听课，黑板上方挂着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黄春觉得有些刺眼，“为什么要做人上人？”他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但不能在别人的上面。”

在学校里，他愿意把路留得宽一些。学生告诉他，以后想开一家奶茶店，或者开一家撸猫店，他都觉得很好。黄春很少追问，为什么不去做一件更大、更体面的事。“哪有那么多龙凤，大家都是普通人。”

黄春出生那天，正好是立春。父母没有寄托太多寓意，只是顺着节气，从春天里取了一个字。他后来去不同的地方办学校，总会在校园里留下一小块土地。地方再小，也要让孩子种点什么。到了春天，种子并不同时发芽。有的先抽枝，有的晚一些；有的开花，有的只是长出深深浅浅的叶子。

在春天，植物无需长成相同的样子，没有哪一株植物会辜负春天。

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徐玉婷

编辑 王佳箐 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