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深度丨云南昭通30岁“电力小妹”百米高压塔唱山歌走红：13岁辍学打工照顾患病母亲、养大两个弟弟，孩子又患上孤独症

极目新闻记者 唐佳燕

海报制作 余欣玥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中心村，位于重重大山之中。连接重重大山的，是无数座人工连接的高压电线塔。有时候，人们抬起头，会在一百米多高的铁塔上看到一个女人；短视频里，她一袭橙色的工作服，站在铁塔上，脚下是山地、村庄，一张黢黑的脸上绽出一个明亮的笑容，唱起山歌，声音嘹亮有劲。

女人名叫任艳，今年30岁。短视频里，她有一个容易被人记住的名字：“电力小妹”。

任艳，网名“电力小妹”（受访者供图）

任艳的短视频账号有166万粉丝。在短视频里，她总是在笑：再高的铁塔，她也能徒手登上去；十几斤的农具，她一个肩膀挑起，毫不含糊。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一脸笑容的背后，却肩负着难以想象的重任：11岁父亲遭遇煤矿事故去世，留下患有癫痫的母亲和两个幼弟；13岁时她辍学打工；成年后，她又面临接连生病的公婆、患上孤独症的孩子；最近，丈夫又患上了眼疾。即使如此，她永远精力充沛，仿佛永远不会疲惫。

她被贴上很多标签：有人喊她女版蜘蛛侠，有人赞她是女性力量的代表，还有人在评论区问她，一个女人为什么要干这么危险的活计，甚至有人怀疑她只是在摆拍。

任艳不太喜欢这些称呼和说法。她说，现实里的自己就是一个简单的母亲、一个女儿、一个身负重担的女人。“我没有靠山，就只好长成别人的靠山。”

她像是云南山头随处可见的玉米：生于尘土，随时面临暴雨袭击。个子不高，却倔强地一人扛起几个家庭的重担，一直往杆顶上爬。

百米高空站着一名女电工

如果没有在现场亲眼所见，一定很难相信，身高只有一米六的任艳，爬上100多米的高空电压塔，只需要5分钟左右。

她灵活地将十几斤重的安全带、安全绳、脚扣和“二保”安全扣拴好，每爬上去一级，就重新固定一次安全扣。渴了在塔上喝水，背上去的水已经被太阳晒热，想上厕所了找个野地解决；夏天三四十摄氏度，塔上的钢条踩着烫脚，冬天风割在脸上，手上的冻疮反复发作，她的手指因此而肿胀，甚至“看起来像是熊掌”，有时，一天上下爬铁塔几十次，到收工时，一顿狼吞虎咽，吃得比男人还多。

2017年，任艳第一次开始上十几米的电线杆时，害怕得不敢往下看。

她下决心上杆的原因，是丈夫李兴平的一句抱怨。他说自己每天都在爬杆，做大工能挣不少，而任艳每天在电力施工现场做饭、搬材料、做小工，一天工资仅50元。李兴平抱怨，自己工作太累，任艳则相对更轻松，任艳一下子感觉“被激将了”，不服输的性格，加上家里当时的负担确实很大，“一咬牙，就上去了。”任艳回忆，她爬上十多米高的电杆后，却不敢下来，李兴平在电线杆下看着她，她也不撒娇，只好抱着电线杆滑下来。

任艳爬电线杆（受访者供图）

后来，她慢慢接触到更高的铁塔和线路施工，每天的工资也从一百元涨到三百多元。

刚进工地时，有工头不愿意带她，觉得“老板怎么找了个女的来给我带”，认为她扛不动电杆、横担和拉线盘，也有人认定她爬不了高处，干不了需要胆量和体力的活。她没有和人争辩，只是跟着做：别人扛材料，她也扛；别人上杆，她就在下面看、学、练。有的老板不愿意用她，她就用更低的价格干活，干到老板接受为止。

祁师傅看着她从小工一步步爬上百米高空。干活时，他也总是和任艳一起，两人一块有个照应，祁师傅说，她“能干、能吃苦”，是他见过的唯一女电工。

比起吃苦或被骂，任艳更担心的是没苦可以吃。有的项目干十天八天，有的一个月，有时能做半年，工程结束后就只能等下一个老板联系。有时，为了更高的工资，任艳和丈夫还要去外省工作，但若对方不提供路费，一趟下来还有可能亏本。

任艳上高压塔前穿戴整齐（极目新闻记者摄）

与她长期合作的陈老板在电话中告诉极目新闻，任艳做事细致，许多事情交给她后不需要操心，“交给她，基本上她都会处理好，除非有些事情她自己做不了主，才会打电话问。”陈老板说，女性干这一行的人并不多，但能不能长期留下来，最终看的是技术、责任心和对安全流程的掌握，而不是性别。此外，施工期间，公司会购买商业意外险、工伤险等保障。

大山里的姐姐、女儿、妻子和母亲

铁塔之外，任艳是姐姐、女儿、母亲和妻子。她一人担起几个家庭的责任，几乎快要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

她仍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去赶集卖烟叶。父亲走在前头，她和弟弟走在后面，父亲用烟叶换回一颗糖、一支冰棍，她接过冰棍，一边舔、一边走在回家的路上。或许是冰棍太甜，让30岁的任艳至今仍咂巴着眼泪品味：“从那以后，我就没有那么幸福过。”

群山之中的天星镇（极目新闻记者摄）

2008年，任艳未满11周岁时，接到父亲在煤矿遭遇事故去世的噩耗，她想和母亲坐火车去山西，却因太贵太远，最后只能作罢。

任艳的母亲蔡千会至今还记得，当时接到丈夫去世的消息，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她本就有病痛，此后癫痫症状加剧，几乎是自身难保，更难以照顾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年仅11岁的任艳，对那段贫穷日子的记忆，是一连串的窘迫：别人家的庄稼已经种下去，自家的地还荒着；从山里走三四个小时去镇子上赶集，卖不到什么钱，她就不吃饭，把钱留给弟弟交学费；家里没有粮食，弟弟哭着说饿，躺在爷爷奶奶门口睡着，还被爷爷追着打，她只能去外公外婆家借一点。

读到初一时，任艳决定辍学。父亲去世后，家里拿不出继续供她上学的钱。13岁那年，她去替人割稻谷，一天30元。任艳每天回家都特别兴奋，“感觉（活下去的）希望就很大。”为了生活，她干过背水泥、修水沟、绑钢筋、修房子的小工。年纪虽然小，但瘦小的她能背起一百多斤的水泥，比很多成年人都能干。

任艳的弟弟任洪贵记得，因为学校离家里太远，他在学校住宿，只有周末才回来，每周回来也会帮着姐姐放牛、割猪草、做农活。后来，姐姐出去打工，仍陆续给他和另一个弟弟寄钱。

任艳背起比人还高的篓子（极目新闻记者摄）

结婚后，任艳育有两个孩子，成了母亲。大儿子李杰五岁多上幼儿园时，任艳家附近的路还没有完全通好。学校在山脚下，任艳每天带着李杰下山上学，来回常常超过两个小时，后来，家里搬迁租到镇上的公租房，李杰的上学路才缩短到十几二十分钟。任艳原本以为，日子正一点点好起来，但小儿子杨杨的情况让这个家庭又被拖进新的困境。

任艳发现，杨杨上幼儿园时总是哭，老师有时实在安抚不了，只能叫家长接回去。夫妻俩最初只觉得孩子不适应幼儿园；后来杨杨进入小学，在课堂上难以集中注意力，不愿意和同学交流，害怕被老师点名，任艳才意识到不对劲，开始带着他去检查、做康复。

杨杨后来转入了昭通的私立学校上学，班主任回忆，刚转入学校时，杨杨不敢和其他孩子说话、玩耍，上课时如果听不懂，或者被点名回答问题，会露出很痛苦的表情。“有时会埋头哭，哭得全身都在抽动。”班主任说，“感觉很无助，无法在教室里面坐着。”

就医后，杨杨被确诊为孤独症，任艳开始带孩子去昭通、贵阳等地就医。康复训练、心理咨询、中药、西药、埋线和药物治疗，他们都尝试过。任艳说，最贵的时候，一个月治疗花费两万多元，有些项目一次八千多元，一个月要做两次。心理咨询一节课450元，一个月上五六节，加上交通、住宿和吃饭，钱像水一样往外流。

任艳至今忘不了，有一次在医院门口，给孩子掏完钱看病，自己没钱回家，只能在门口蹲着乞讨的画面。“从那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多挣钱。”

母亲、小儿子长期服药，加上弟弟结婚时，任艳借了8万元给弟弟办酒席、给彩礼、酒席和房屋支出，目前家里目前尚有60多万元外债。

为此，丈夫李兴平也远赴新疆打工，冬天零下十几度仍要上铁塔，下了班“连玩手机的力气都没有”，最近，李兴平的眼睛又出了问题，“总是看不清东西”，开车时每隔几分钟都要揉一揉眼睛，只能停工，回到云南检查。

任艳说，丈夫已经停工近两个月，医生建议先用药观察，如果没有好转，可能还要进一步治疗。丈夫不能正常上塔后，任艳更不敢停下。

走红之后，依然只是普通打工人

8月4日，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博主“爱画画的子衿”发布一则视频，称在山里遇到了在高压电线上的一位女工，女孩站在电线顶上，单手叉腰，露出明亮的笑容，子衿给她打招呼，她在高空上挥手，这一幕被子衿画下来，并送给了任艳，还送了她一部oppo手机，任艳说什么也要回报家里熏的腊肉，视频吸引超过两百万点赞。

博主给任艳画的画（极目新闻记者摄）

这不是任艳第一次走红，她说，自己大约从2022年就开始拍视频。最初只是看到别人拍工地视频，自己在休息时间，也拿起手机试一试。有时，她午休时会自拍几段，有时是工友、安全员或来访博主用无人机拍。

2025年前后，她开始更频繁地记录高空作业和农村生活。她拍铁塔，也拍苞谷地、猪圈、孩子和下班后的日常。后来，越来越多人看见了她，任艳的账号很快有了更多关注。就连走在村子里，时不时都有乡亲认出她。

大山带来生活的压力，她却报之以歌。任艳说，自己曾经因为生活压力，一度抑郁吃药，但持续没多久，她就觉得自己“病不起”：痛苦不能替她还清债务，也不能替孩子看病，更不能替她赡养老人。

有人在她为孩子挂号困难时帮忙找渠道、抢号、买车票，有人在她情绪崩溃时给她打电话，有人给她寄衣服、鞋子和家乡特产；陌生人的帮助让她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困在山里。“如果没有这些人，我可能就自己一个人慢慢消耗。”她说。

也有人说她拍视频、流泪、讲孩子治病，是在“卖惨”。人家怀疑，100多万粉丝的网红，怎么可能住在土房子里，一定是摆拍。任艳无奈地算了一笔账，她不签MCN公司，只靠短视频流量、广告和平台伙伴计划获得一些收入，但好的时候一个月也只有两三千元，只抵小儿子一个月的药。

今年六一前，大儿子借班主任手机给她发消息：“妈妈，六年了，你从来没有陪我过一个六一儿童节，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我真的很希望你能陪我来度过。”

当时，任艳正在离学校五十多公里外的铁塔上，看到消息，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确实挺对不起儿子的。”她说，为了陪小儿子杨杨上学和治疗，大儿子李杰被送去寄宿，年纪很小时便学着自己做早饭、洗衣服，有时还照顾弟弟，任艳以为大儿子一直都很懂事。她赶去学校陪了孩子，老师告诉她，李杰考了全校第二名，她心里很骄傲，但嘴上却对记者说：“他都有点飘啦。”

她知道大儿子有委屈，也知道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情绪变得敏感，但她更知道，自己去上班才有学费、药费和生活费。没有工程时，她种十多亩苞谷、养猪、直播卖腊肉；有工程时，她跟着施工队去下一个地方。

夜幕四合，任艳一家人正在摘包谷（极目新闻记者摄）

如果没有债务、学费、治疗费这些一波接一波的难题，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面对提问，任艳沉默了一会儿。“我想睡一个安稳觉。”她说：“我想像别人一样，一觉睡到自然醒，不要被闹钟叫醒。”

但天亮后，她还是要早早起床。猪要喂，孩子要上学，药要买，工地可能来电话。任艳只能像过去十多年里无数次重复的那样，把安全扣重新扣紧，先踩稳眼前的一步，再往上爬。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