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新经济正呼啸而来，中国如何让技术红利最大化？2026外滩大会有感

摘要：

1.AI已经从一门特殊的技术，转变为广泛引发经济各领域产生革命的技术变量，财富的重新定价估值、大国力量的消长、社会结构的重组，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制度的重构，都将围绕AI展开。

2.芯片、大模型竞争只是中美AI竞争的入门彩蛋，重心和决定胜负仍在AI的应用经济上。

3.单向技术的创新往往更依赖天才和人的能动性，技术的推广应用更考验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

4.AI对传统经济生态和上层建筑的挑战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既要重视发展好新质生产力，更要完善好新型生产关系，AI经济才能稳致远。

（1）AI技术通用化已经初具雏形，AI毫无疑问是重构未来的最重要技术变量

这两天在上海参加2026 Inclusion·外滩大会，3天40多场分论坛，令人应接不暇，是了解中国科技动态的最好窗口之一。这是笔者第四次参会，每一次参会，都感受到技术的巨大跃迁，以及技术对经济的重构。

2020年第一届举办的时候，全球处于互联网经济最高峰，大家关注的仍旧是互联网+，AI是个熟悉但是又遥远的概念；2023年关于AI的讨论明显增多，但是AI路在何方、技术突破口仍然不清晰；2024年已经切换到以AI为主题，但是与会者关注的兴趣主要在语言大模型，即仅仅作为信息工具的人工智能。

而今年会场内外的讨论已经切换到AI通用化、AI+产业，展览中心的数千种智能体，8小时以内的工作场景替代，8小时以外的生活场景替代，几乎完全包含，今年已经具备了只要人类下达指令，agent就可以完成所有基本需求的可能（当然质量程度另说）。

因此，本届主题是“共创AI新经济”，这在当下是非常应景的，AI已经从一门特殊的技术，转变为广泛引发经济各领域产生革命的技术变量，用技术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从领先部门（leading sector）变为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犹如互联网完成了从电信部门、网吧经营的特别商品，到生产生活服务载体的转变。

（AI正在走进物理世界，走入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且，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成功将很多技术通用化，比如锂电光伏新能源、低空飞行器、物联网等等，但AI技术扩散范围之广，改变业态速度之快，都是其他技术赶不上的。

尽管不断有人质疑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存在泡沫，但是我们可以初步断言，影响21世纪历史发展的最大变量就是AI，财富的重新定价估值、大国力量的消长、社会结构的重组，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制度的重构，都将围绕AI展开。

（2）当AI新经济已经成为现实，AI全面重新构建社会已经开启，笔者在在笔者聆听了外滩大会主题论坛，以及举办的“AI经济增长新范式与社会价值重构”等分论坛后，感到有一些最迫切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去思考。

其一，AI在重塑全球经济实力版图，如何让中国的AI经济变得更强大，发挥出中国的要素优势？

每次技术革命都会重塑文明间的经济力量对比。铁器的产生、人类垦殖能力的加强，让黄河、长江、印度河及西欧等大河冲积平原区域崛起，近东干旱半干旱区帝国衰落；蒸汽机的发明让中国、印度等巨无霸农业帝国生产要素价值急剧下降，西欧崛起；互联网的普及让重化工业的价值衰落，德国、俄罗斯、日本相应走低，而美国地位继续上升、中国崛起。

AI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对人类财富版图的重构已经猛烈展开。从目前这波看，美国吸纳了全球AI产业的多数超额利润和流动性投资，由此制造了惊人的新财富。仅英伟达一家企业2025年利润就超过1300亿美元，是全球十大车企（包括丰田、奔驰、宝马、通用等，它们是传统的最优秀企业）利润之和的1.2倍。美国AI产业相关的七巨头市值超过19万亿美元，约等于欧盟的经济体量总和，或等于全球市值的六分之一。

中国在今年也业已产生了智谱、寒武纪、中际旭创、长鑫存储等市值超过万亿AI概念的企业，但是在新财富版图里拿到的份额远远不足美国。中国能否在全球经济再分工中获得有利地位，关乎现代化、民族复兴最后十公里能否顺利完成。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借鉴互联网产业的赶超经验，把重心放在通用化上，这是中国的长处。因此，我国既要重视当前的模型参数、芯片参数竞争，也要尽早布局AI生态和产业能力竞争，依托中国企业韧性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以产业化能力的优势弥补原创技术不足的劣势。

在产业竞争长远的视野中，“从0到1”非常关键，“从1到100”更关键；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技术封锁很难长期奏效，大国竞争的重心仍在应用经济上。为了做好这一步，笔者认为以下几点需要关注：

1. 单向技术的创新往往更依赖天才和人的能动性，技术的推广应用更考验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最简单的对比是苏联不缺天才发明家，移动电话、互联网皆为苏联人发明，但因计划模式的僵化性，在技术向产业的转化中输给了美国。

从目前中国来看，中国理论上拥有全球AI产业最大的工程师群体（全球50%以上顶尖AI人才是中国籍），最多的创业企业，人口最多的应用市场，如何让这些要素优势发挥出来，依赖我国制度供给能力的增强，所以，完善市场体制和改善营商环境，仍是AI经济发展的基本功。

2. 应用和推广依赖于活跃的消费场景，只有国民具有强大消费能力，才能以较快的互动频率，刺激企业不断做出技术改进。因此，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基本功。

3.不同技术代际产业之间互哺互惠。现在社会的注意力放在芯片和大模型上，给予这些企业相当高的估值和投资。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互联网产业，以及传统制造和服务业就要被淘汰了？这是一种认知错觉。

发达的AI新经济一定是人工智能和前代产业之间的共同合力的结果。尤其是互联网产业在AI时代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很多都是AI新基建的提供者，比如阿里为提供的算力、云存储服务，蚂蚁为AI新经济提供的信任、风控、连接等服务，这都是AI技术和AI产业的底座。

AI也必须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寻找使用场景，才能让技术生根发芽，否则就会像当年日本电信企业一样，只是在产业初期赚了些“卖铲子”的钱，而未获得长期的产业红利。

AI新经济的主题不是新产业对旧产业的取代，而是赋能、融合。

（3）其二，要充分重视人工智能的“破坏性”，我们既要重视发展好新质生产力，更要完善好新型生产关系，AI新经济才能稳致远

由于中国在近现代吃了不重视科技的亏，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中文语境中对技术进行了极大赞美，技术等于进步、富足和文明，通向一切美好事物。事实上，任何关键通用技术的出现，也有可能打破的过去的平衡，带来剧烈动荡，尤其是对新技术吸收最早、最充分的社会来说。

比如青铜的出现，使得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也开始出现惨烈的民族征服战争，人类社会的古代经典普遍美化原始社会，而对奴隶社会鞭挞很多，很大程度是青铜革命造成的。两次工业革命也都带来剧烈阶级分化，滋生垄断、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战争、工业极权式国家这些负面事物。

AI在表现出史无前例效率优势的同时，也表现出史无前例的“破坏性”，当然这个“破坏性”是中性词，是指对以前常态、稳态的颠覆，今天的主讲嘉宾、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吉翁称之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仅就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就业、收入和教育来讲，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冲击。

1. 低就业、财富高度集中的特征。比如英伟达作为全球最盈利的企业，仅有4万名左右的员工，每位职工劳动生产率为510万美元，大约是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28倍。中国AI相关企业也是如此，智谱科技、深度探索、宇树科技的职工数都在千人以下，和以往动辄员工10万人的互联网大厂形成鲜明对比。

2.以往的新技术都依赖于人类的操作，比如，尽管蒸汽机和内燃机，取代了部分人力，但是其应用推广而带来更广泛的人力需求，而AI是第一次对人类的体力、脑力的全面的替代。这是AI给人类提出的第二个大的挑战，人类劳动力有过剩的危机，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大国来说。

3.人类在工业革命后，形成了体制化雇佣劳动关系，就业与企业高度绑定，国家—企业—个人组成的社会保障关系也随之产生，随着人工智能的渗透，就业日渐碎片化，工作将不再必然与企业绑定，灵活就业将可能成为主要就业形态，国家—企业—个人社会保障三角关系也很难维持，各国社保都受到极大挑战。

二次工业革命促成了现代研究型和技术应用型大学的产生，成为人才的主要桥梁，并且对个人来讲，高等教育价值不可替代，越是加大教育投资，未来获利越大。在人工智能时代，学校不再是知识技能传承唯一载体，教育的体系是否也需要随之变革。

此外，人类的法律、伦理、个人自由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关系体系同样也受到新技术的考验。

所以，现在人类应该未雨绸缪，在维持效率激励机制的同时，也要建立相关机制让AI经济向普惠化发展，人类只有把技术带来的收益分配均衡化，才能达到持久繁荣。阿吉翁在今天的演讲中也提出，必须完善再分配机制，通过税收、社保等政策让更多人共享AI红利，避免技术进步加剧不平等。

(诺奖得主阿吉翁对AI的破坏性冲击也深有担忧，提出了系列普惠化建议）

在普惠化方面，除了建立税收调节工具外，笔者仍然强调加快发展生活场景服务业发展，生产智能化会减少就业，而新技术在服务业的扩展，两者有可能能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就业领域。比如说工业互联网的出现取代了大量劳动力，但是平台经济的出现，产生了骑手、网约车司机、卖货主播等新的职业工种；深圳在工业时代最多能够容纳500万人就业，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扩容到1000万。

一个国家在技术革命中的境遇，大致可以分为上车者和错失者，上车者中又分顺利转型者和冲突动荡者。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欧洲之外的老牌帝国就都错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意大利虽然都上车，但是处理不好思想和制度转型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最终走向异端体制、成为世界大战策源地；美国在互联网革命中虽然获得巨大红利，也非完全成功，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右翼民粹的崛起。

中国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工业革命阶段，总是技术革命的错失者，因而对技术特别渴望，但是随着中国命运翻转，不仅上了车，还成为技术革命的发源地，技术变革产生的风险和冲击也就应该重视。

每次技术革命都是社会稳态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中国不仅要过好技术研发关，也要过好治理和制度调适关，才能最终成为技术革命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