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4月22日，朝鲜临津江南岸，杨得志、曾思玉和数万名志愿军指挥员，面对的不是一条普通河流，而是一道被火炮、坦克和飞机反复加固的死亡地带。
第五次战役打响后，19兵团奉命向汉城东北的议政府方向突进，意在撕开西线防御，牵制并包围敌军。作战计划并不复杂：63军向绀岳山穿插，64军从高浪浦里一带强渡临津江，65军则在新岱、戎滩浦方向配合作战。
真正棘手的地方，在于进攻启动得太急。
64军接到命令时，部分部队尚未抵达攻击位置，炮兵也没有完全跟上。军长曾思玉请求推迟一天，以便完成集结和火力准备。杨得志却只回了一句：“按命令执行。”
这道命令后来成了许多人反复检讨的关键。19兵团并非没有准备。早在1950年10月，中央就要求杨得志率部在山东整训，准备入朝。为了摸清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战术特点，曾思玉还带着各师指挥员提前入朝，列席会议，深入一线了解敌情。
有意思的是，准备工作做得细，并不等于临战时能够从容展开。第五次战役前，志愿军高层判断敌军防线存在弱点，希望集中兵力迅速突破。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命令因此带有明显的紧迫性。
据有关回忆，战前会议对战果的估计相当乐观，甚至提出歼灭敌军若干师旅的设想。后来有人问曾思玉：“在那种气氛下，你觉得杨司令能不能再向上级争取一天？”这句话没有答案，却点出了当时的压力。
4月22日晚，64军191师、192师首先渡江。起初进展不算坏，191师571团一部夺取桥头阵地，随后部分兵力过江，占领若干高地和据点，572团也取得突破。
但临津江对岸的守军是南朝鲜军第一师，指挥官为白善烨。这支部队获得了美军大量火力支援，战斗力不能按普通南朝鲜部队看待。志愿军渡江部队携带的反坦克武器有限，重炮尚未进入阵地，滩头阵地很快遭到装甲车辆和火力反击。
江岸地形狭窄，部队一旦集中，便容易成为炮火目标。美军飞机、远程火炮接连投入，刚刚建立的渡江阵地被压在一片猛烈轰击之下。人员过于密集，后续部队又不断涌入，伤亡随之迅速增加。
前线迟迟打不开局面，后方压力也接踵而来。彭德怀多次询问进展，杨得志只能不断催促曾思玉，同时调动65军两个师增援。增援原本是为了增加突破力量，却使江边狭窄地域更加拥挤。
曾思玉看着江岸上的惨烈场面，急令炮兵压制敌军。可是，携带苏式重炮的炮兵部队还没有进入预定位置，美军轰炸又十分频繁，只能依靠军属火炮仓促射击。火力射程和弹药数量都不足，难以改变战场态势。
更麻烦的是，天色转坏，暴雨很快落下。64军和增援部队的五个师，约6万人，被压缩在不足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临津江水位随时可能上涨，一旦敌军继续封锁，渡江部队既难前进，也难后撤。
“今晚完不成任务，严肃处理。”彭德怀的严厉要求传到前线，杨得志不得不亲自靠前指挥。但战局的转机并不来自强攻，而是来自整个战线的变化。其他方向相继突破后，美军担心防线被分割包围，开始向“堪萨斯线”一带撤退重组，临津江方向的志愿军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这一仗，19兵团第一阶段作战歼敌约5000人，自身伤亡却超过1万人。数字背后，是指挥协同、火力准备、渡江组织和战场判断多方面问题叠加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支部队“不敢打”。
战后，杨得志对相关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191师师长谢正荣、政委罗立斌，192师师长何友发、政委张星灿受到处分或调整，189师师长许诚也因战场上的犹豫和处置问题被撤职，随后调回国内。一次处理多名师级干部，在当时并不常见。
19兵团政委李志民曾把这一决定称作“挥泪斩马谡”。这不是为了发泄怒气，而是要让部队明白：战场失误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军令也不能因为干部资历深、部队过去战绩好而被轻轻放过。
19兵团此前参加过太原、兰州等战役，战斗经验并不浅。问题在于，西北解放后，部队一度承担生产建设和剿匪任务，训练强度、战备状态同大规模运动战相比已有变化。朝鲜战场的高强度火力和复杂地形，又完全不同于国内作战环境。
临津江的失利没有让19兵团垮掉。经过整顿和重新适应，部队在第五次战役后续作战中逐步恢复秩序，并在铁原方向的战斗里重新证明了自身的攻防能力。երազ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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