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发布六起典型案例：反垄断司法进入“精细审查”

反垄断司法正在从单一违法行为的认定，走向对市场结构、定价机制、损害因果关系以及民事、行政、刑事程序衔接的系统治理。

作者 | 布鲁斯

反垄断诉讼离普通企业究竟有多远？

它可能藏在工业园区每吨污水处理费的差价里，也可能写在商户租赁合同的排他条款中；既可能表现为同行微信群里的统一涨价，也可能披着“整合联营”“行业自律”的外衣。甚至一家企业已经因强迫交易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意味着其组织横向垄断协议所应承担的反垄断责任就此消失。

继昨天发布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后，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六起案件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以及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涉及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横向垄断协议，以及反垄断行政处罚、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

与此前较多聚焦“哪些行为构成垄断”“垄断受害人如何获得赔偿”相比，此次案例呈现出更鲜明的进阶特征：反垄断司法正在从单一违法行为的认定，走向对市场结构、定价机制、损害因果关系以及民事、行政、刑事程序衔接的系统治理。

换言之，法院不仅在回答“有没有垄断”，也开始更细致地回答：垄断发生在哪里、哪一种行为才是核心违法行为、价格波动何时应被容忍、受害人应当证明到什么程度，以及不同法律责任如何并行。

一、“二选一”走出平台语境，线下基础市场同样是重点

在公众认知中，“二选一”长期与大型互联网平台联系在一起。但此次蔬菜批发市场案表明，排他交易并不是数字经济特有的问题。只要经营者拥有足以影响交易相对人选择的市场力量，并以合同锁定、惩罚性收费等方式迫使商户放弃竞争市场，就可能构成限定交易。

该案中，农产品市场运营方在合同中规定商户只能在其物流园经营，并对同时进入竞争市场的商户收取三倍交易服务费。最高法最终认定，其在当地蔬菜批发档位租赁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相关安排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

这起案件的价值，首先在于对相关市场作出了高度行业化的分析。

蔬菜批发服务为什么不能简单与其他农产品批发服务归为同一市场？最高法考虑了蔬菜保鲜期短、运输损耗高、不同品类实行法定分区管理、批发商户经营品类相对单一等因素。地域市场也没有机械扩大，而是结合“菜篮子”工程的地方属性，以及跨区域运输的现实障碍，界定为当地市场。

这一裁判思路对大量线下专业市场具有参考意义。农批市场、商贸城、港口、物流园、专业产业园看似存在于开放市场之中，但在特定品类、特定地域或特定基础设施条件下，运营方完全可能形成难以替代的“局部支配力”。反垄断审查关注的不是企业名气大小，而是交易相对人是否真正拥有可行的替代选择。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在历年典型案例之间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裁判演进线索。2024年发布的“蔬菜批发市场”案，主要解决的是程序问题——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当然排除法院受理垄断纠纷；此次发布的案件则进入实体审理，对相关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的性质及损害赔偿作出完整判断。

从“能不能告”，到“如何认定并赔偿”，这意味着反垄断民事救济规则正在逐步形成闭环。

二、基础服务领域的“身份价差”，面临更实质的公平审查

电镀污水处理案的争议看似简单：同在一个工业园区，为什么有的企业按45元/吨收费，有的却要支付55元乃至65元？

服务商给出的区分依据不是污水排放量、污染程度、处理难度或付款周期，而是企业是否具有特定股东身份。最高法认为，如果交易相对人在与服务直接相关的核心条件上没有实质差别，仅因股东或法定代表人身份不同而设置不同收费标准，可能构成差别待遇。

该案所传递的信号是：形式上的企业分类，并不当然构成价格差异的正当理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基础服务提供者，需要能够说明价差与成本、风险、服务内容或交易条件之间存在真实联系。

这对工业园区运营者和生产性服务企业尤为重要。污水处理、能源供应、仓储物流、管网接入等服务往往具有较高资金和技术门槛，并受到规划、审批和集中治理政策影响。园区内企业可能“物理上聚集”，但其获取基础服务的能力并不平等。一旦服务商同时与部分下游企业存在股权关联，差别收费还可能将上游的支配力传导至下游竞争市场。

不过，法院并未因此无限放宽损害赔偿。

涉案企业主张，其购置厂房、设备和排污权后始终没有经营，应以757万元拍卖款的资金占用损失计算赔偿。但法院认为，其未能证明差别待遇是无法投产的直接且具有决定性的原因，也未合理解释为何不先行经营、避免损失扩大，最终维持1万元的酌定赔偿。

这体现出此次案例的重要平衡：法院可以降低识别垄断行为的障碍，但不会当然接受受害人提出的全部商业损失。违法、因果关系和损失数额仍然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受害人也负有合理减损义务。

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发现涉嫌垄断行为后，不能一味停产等待诉讼结果，而应保留报价、成本、订单流失、融资支出等证据，并采取商业上合理的减损措施。

三、反垄断不是价格监管：短期涨价不等于“不公平高价”

管道热蒸汽案可能是此次案例中最能体现司法克制的一案。

供热企业在特定区域内是唯一经营者，并不意味着其每一次涨价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最高法明确指出，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公平高价，通常指向经营者持续、系统地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获取远超竞争水平利润的行为。对于单次、短期价格上涨，应审查其是否源于市场波动、成本传导或个别经营策略。

该案发生在煤炭价格剧烈变化的背景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热蒸汽价格涨幅明显偏离成本变化，法院因而没有将一次性涨价认定为系统性的价格剥削。对于长期使用的煤汽联动公式，法院则重点考察其商业合理性、透明度以及长期运行结果是否仍处于类似竞争市场形成的合理价格区间。

这是一个值得产业界重视的新提法：司法审查的对象正在从某一个价格点，扩展到价格形成机制。

对能源、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重资产基础服务行业而言，这种判断方式更接近真实商业运行。煤炭、天然气、电力等上游成本可能快速变化，如果任何短期高价都被直接等同于垄断高价，企业将难以及时传导成本，长期反而可能影响供应稳定。

但该案也不是给支配企业发放“自主定价通行证”。相反，它提示企业，定价公式越透明、参数与成本的关联越清晰、调整周期越稳定、与可比市场的价格偏离越小，越容易证明定价具有商业合理性。缺乏依据的临时加价、选择性适用公式或长期维持远超成本与可比价格的利润水平，仍然可能面临审查。

因此，这起案件同时划出了两条边界：反垄断不能异化为一般价格管制，市场支配地位也不能成为不透明定价的保护伞。

四、“抱团取暖”并非豁免理由，中小企业同样可能达成垄断协议

机动车检测案击中了不少中小企业容易产生的误区：只有大型企业才会垄断，小企业之间的联营只是“行业整合”。

涉案四家检测机构约定整合为两家营业，另外两家停业并参与利润分配；退出企业的设备不得在当地出售；各方还共同商议收费标准。法院认定，这些约定同时涉及固定价格、减少市场供给和排除潜在竞争，构成横向垄断协议。

案件最具现实意义之处，在于它并不是由消费者或竞争者主动提起的反垄断诉讼，而是一家停业企业起诉要求其他参与者支付联营利润。县级法院在普通合伙合同纠纷中识别出涉嫌垄断问题，移送有管辖权的中级法院；后者确认协议整体无效，驳回其瓜分垄断利益的诉求，并将违法线索移送市场监管部门。

这意味着，垄断协议即使以普通合同、股东协议或联营协议的面貌出现，也不一定能够按照一般合同纠纷获得司法保护。参与者不能一边通过协议排除竞争，一边请求法院强制分配由此产生的收益。

相比此前典型案例中对微信群统一涨价、行业协会协调价格等行为的规制，此案进一步把审查触角伸向企业“退出补偿”“产能整合”和利润分成机制。尤其是在机动车检测、建材、运输、医疗服务等本地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市场主体数量较少并不等于可以共同定价或协商停业。

当然，企业之间的联合经营并非一概违法。真正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进技术进步，并能使消费者分享利益的合作，理论上可能获得豁免。但豁免不是一句“避免恶性竞争”便能成立，主张豁免的一方需要提供具体证据。

五、从民事赔偿到行政、刑事责任，反垄断治理正在“全链条化”

本次六案中，有三起案件直接体现了不同程序之间的衔接。

水泥协会案明确，反垄断执法部门在行政处罚之外作出的守法提示和整改建议，如果只是重申法定义务，没有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也不产生事实上的强制效果，可以属于行政指导，不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这与2025年典型案例形成呼应。此前案例重点明确行业协会组织、协调和推动企业统一涨价时，可能成为横向垄断协议的组织者；此次案例则进一步处理处罚后的合规指导问题。由此可见，对行业协会的治理已经从违法认定延伸至整改和持续合规。

行政指导强调柔性，但边界仍在于是否实际产生强制效果。执法文书即使使用“应当”“不得”等措辞，也不能只看文字；反过来，如果所谓“指导”实际上限制企业选择，或以不履行为由施加不利后果，也不能仅凭名称规避司法审查。

混凝土案则处理了刑事罚金与反垄断行政罚款能否并行的问题。涉案企业此前因强迫交易罪被判处罚金3000万元，后又因达成、实施固定价格、分割市场和限制产销量的横向垄断协议，被处以2700余万元反垄断罚款。

最高法认为，强迫交易发生在交易双方之间，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为特征；横向垄断协议则发生于同业竞争者之间，核心是通过协议或协同行为排除、限制竞争。二者在行为构成、保护法益和规制目的上均不相同，一般不属于行政处罚法所称的“同一违法行为”，因此刑事罚金原则上不影响反垄断行政罚款。

这为企业集团的风险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次市场排挤行为，可能同时包含刑事犯罪、反垄断违法、合同无效和民事损害赔偿等不同法律问题。承担一种责任，不等于自动吸收其他责任。

将六案放在一起看，最高法此次释放的一个明确信号是：反垄断案件已不再是相对孤立的专业诉讼，而正在与普通民商事审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形成更紧密的发现、移送和责任衔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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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六起案例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到反垄断司法的四个变化：从行为标签转向商业机制，从抽象规则转向产业事实，从强调规制转向兼顾经营自主权，从单一责任转向多程序衔接。

因此，这批案例释放的信号并不是简单的“反垄断更严”，而是反垄断审查正在变得更细、更实，也更加重视证据和可预期性。

知产力判断：企业经营优势，也要接受竞争规则审查

专利、商标、数据和商业秘密赋予企业竞争优势，但法律保护的是依靠创新形成的优势，并不当然保护利用市场力量锁定交易、歧视定价或者排除竞争的变现方式。

这批案例提醒企业，竞争合规不能只盯着大型平台和头部企业。独家条款、园区收费、联营退出、行业信息交流和成本联动公式，都可能成为反垄断审查的对象。

真正可持续的商业优势，不是让交易相对人无法离开，而是让其没有必要离开。

封面来源 | 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