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雄心和实力之间,有一道不是钱就能填平的鸿沟。到2026年,这道鸿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拉宽。2026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防预算案显示,当年国防支出前年比增长7.0%,总额约1.9095兆元人民币,折合约43兆日元。这个数字不是巧合,恰好与日本五年防卫整备计划的总额基本相当。换句话说,中国一年的国防开支,接近日本五年的军备建设总投入。同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2026财年预算案,防卫预算突破9兆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两者相比,差距超过4.7倍。到2026年6月,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随即回击,指出日本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近五年内涨幅超过60%,并发出严正警告,敦促日方停止以”中国威胁”为扩军背书,不要再走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钱的差距是一层,人的差距是另一层,而且这一层更难弥补。2026年现在,日本自卫队定员24万人,但实际在编人数已不足22万,缺额超过定员的10%。更严峻的是,2023年的招募完成率只有预定数的51%,2024年也不过65%,2026年6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公布,2025年度自卫官等采用人数为11177人,虽然比前一年增加了约14.9%,但相对于退役人数和缺口依然是杯水车薪。2026年2月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出生人数含外国人仅70.5万人,创下10年连续下降的历史新低,自然减少人口接近90万。人口学家预测,2027年起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大批自卫队员将集中到达退休年龄,届时招募压力将进一步雪上加霜。这意味着,无论日本在装备上投入多少钱,兵员这个最基础的战争要素,正在随着人口结构的加速老化而系统性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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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根据2026年版全球火力指数排名,中国现役兵力约203.5万人,配合51万预备役和62.5万准军事力量,总动员能力超过317万。单是中国的现役部队,就接近日本全部武装力量加起来的13倍。这种兵员规模差距不是技术能补足的——武器平台需要人去操控,损耗需要人去补充,战役持续时间越长,数量差距对战争走向的权重就越大。这是一个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物理约束。
装备数量的悬殊同样触目惊心。战斗机数量上,中国约1300架,日本约300架;战车方面,中国约4500辆,日本约1000辆,且其中相当部分仍为老旧的74式战车;主力舰艇,中国约370艘,日本约155艘。数量差距决定了日本在正面消耗场景下没有持续作战的空间,即便某类装备在单件性能上具备优势,对方只需在数量上保持持续压制,战争资源就会在短时间内被彻底耗尽。乌克兰战场已经用实践说明了这个道理:精确制导武器非常重要,但战场消耗率远超任何人平时的预估,工业产能和动员潜力才是决定持久战胜负的根本变量。
正是在上述压力之下,日本选择把希望投向技术非对称路线。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三条技术赛道的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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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是”25式高速滑空弹”。2026年3月3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式宣布,“25式高速滑空弹(25HGP)”完成研发,配备富士驻屯地特科教导队,同日”25式地对舰诱导弹”配备熊本县健军驻屯地。2026年6月7日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上,该型武器的发射车辆首次公开亮相,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现场表示”建立新的守护方式是紧迫课题”。从技术参数看,“25式高速滑空弹”Block 1射程约500至900公里,飞行速度超过马赫5,以极超音速在大气层上层不规则滑翔,飞行弹道难以预测,传统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成功率极低。美国已通过对外军售机制向日本提供用于改良型“Block 2B”开发的测试设备,支持其将射程扩大至2000公里以上的升级计划。但这一能力最快也要等到2030年代才能实现配备。Block 2B射程预计扩大至2000至3000公里,届时理论上能覆盖中国东部沿海核心目标区域,但这一能力最快也要等到2030年代才能实现配备。此外,日本自卫队还计划在2026年度内追加配备上富良野驻屯地和宫崎县えびの驻屯地,分别对应北方和南西诸岛两个战略方向。
这里有几个核心问题不能绕开。Block 1目前只能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尚不具备对舰打击能力,实战场景受限。更关键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装备的东风-17同属极超音速滑翔弹体制,2019年阅兵时已正式亮相,2020年代已进入批量列装阶段,射程约2500公里,技术成熟度远高于日本尚处于Block 1初配阶段的25式。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多年积累的列装数量相比,日本目前充其量是追赶者,远未形成对等的威慑效力。
第二条赛道是GCAP第六代战斗机项目。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联合开发,目标是2035年服役,用来接替F-2战斗机。2026年7月在英国范堡罗航空展上,GCAP的最新实物模型正式展出,机舱内已有弹射座椅、大型显示器和操纵杆的精细设计,与2024年的模型相比更趋成熟。英国BAE系统公司7月22日宣布,有人技术验证机主体结构约半数已进入最终组装阶段,计划2028年首飞。7月,合资公司”Edgewing”与三国政府签署46亿英镑合同,标志项目推进从国家分散合同正式转向国际统一合同轨道。意大利飞雅特航空总裁更对外表示,量产型有可能比原定2035年提前两年服役。加拿大于同月以观察员身份加入项目。从进展看,GCAP比此前某些时候传出的”延期”担忧更为稳健。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是:中国歼-36在2024年12月26日首次公开飞行后,2026年7月已曝光第5架原型机试飞,且已出现机体设计的持续优化迭代;歼-50据分析将成为中国海军主力第六代舰载机,试飞项目同步推进。中国两型第六代战斗机均已进入活跃的多原型机飞行试验阶段,而GCAP的有人技术验证机预计2028年首飞,量产型最快2033年服役。GCAP声称的”技术领先窗口”,正被中国第六代机研发的快速节奏不断压缩。
第三条赛道是无人机和AI装备投入。2026年防卫白书披露,日本为无人资产相关项目拨付超过2700亿日元预算,希望以省人化手段部分弥补兵源不足的短板。这是一个务实的思路,也是直面少子化现实的必要调整,但在规模化运用和系统集成层面,与中国近年来大规模推进的无人蜂群、察打一体无人机等系列化装备相比,差距依然相当明显。日本能买到零件,做出样品,但能否快速形成可与对方体量抗衡的规模化战斗力,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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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项目并非毫无价值。25式高速滑空弹提升了日本的拒止能力和反击威慑,客观上增加了对方的进攻代价;GCAP一旦按计划服役,将大幅提升日本的空中作战质量。但技术优势要转化为战略力量,必须同时满足”足够多”和”能持续”两个条件。日本在这两个条件上都存在根本性约束:军工产能不足以支撑高强度战争消耗,兵员短缺更是无法靠武器填补的空洞。
2026年7月,中国与俄罗斯舰艇在日本周边联合航行期间,中国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演练,日本自卫队随即发出抗议,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英国范堡罗航展期间紧急将此事与英、意、加三国防长共同通报。这一事件折射出中日之间的军事紧张度已进入一个新的烈度区间。中国国防部在202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前后,向日本发出明确警告,要求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2026年4月,在日本参议院通过突破9兆日元防卫预算后,中国国防部随即公开敦促日方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措辞之强硬,是近年来少见的。
日本真正的安全出路,从来就不在军备竞赛里,而在于通过对话和制度化机制管控分歧,维护地区稳定。这不是软弱,是成本最低、效益最优的理性选择。历史已经以代价极为惨烈的方式,验证了另一条路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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