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9月，北京中南海门外，一名穿粗布衣、带着行李的中年男子被警卫拦住。他没有拜访公函，也不像来办事的干部，只是站在门前问：“毛主席住在里面吗？”
警卫按规定询问来意。男子从怀中取出一封信，解释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兄弟。警卫接过信件，看到来人身份一栏写着“铁匠”，难免疑惑。毛主席的亲属和旧交，怎么会有一名铁匠？
事情没有被草率处理。警卫逐级核对信件，又向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请示，确认来人确实是朱其升后，才把他接入中南海。多年未见的两个人，终于在北京重逢。
毛泽东见到朱其升，既惊讶又高兴，开口便问：“其升兄，这么多年，你怎么才来信？”朱其升站在一旁，拘谨得像当年那个刚进军营的年轻人。四十多年过去，身份变了，称呼却没有变。
这段关系的起点，并不在革命队伍的正式名册里，而是在1911年长沙的一道军营门口。
那年春天，毛泽东从湘乡来到长沙求学。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局势迅速变化，许多青年谈论革命，也有人选择投身新军。毛泽东当时决定参军，却因没有军营内部人员担保，被招兵人员挡在门外。
他穿着长衫，年纪不大，说话却很有主见。军官告诉他，这是军中规矩，不能破例。毛泽东没有转身离开，而是据理力争。争执声传进营房，正在里面的朱其升走了出来。
朱其升出生于1891年湖北大冶，家境贫寒，少年时便到铁匠铺做学徒。学徒日子很苦，挨饿、挨骂是常事。1909年前后，家乡遭遇灾荒，他因实在饥饿，偷吃师傅的米饭，随后被赶出铁匠铺，只能一路谋生，后来进入湖南军队。
他看出毛泽东不像普通求职的学生，便上前说：“你若不嫌弃，我可以替你作介绍。”不过，朱其升只是上士，单独担保还不够，于是又请副班长彭友胜一同出面。两人联名担保，毛泽东这才进入新军。
当时正值秋季，军服发下来了，棉衣棉被却没有及时配齐。朱其升把自己的棉衣借给毛泽东，晚上还让他与自己合盖一床被子。军营生活并不宽裕，这份照应却很实在，没有客套，也没有条件。
毛泽东有文化，常替士兵写信，还给大家讲报纸上的新闻和历史故事。朱其升、彭友胜常围在他身边，三个人渐渐熟悉起来。一次谈到《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彭友胜随口提议，既然刘备、关羽、张飞能结拜，他们也可以结为兄弟。
这件事说办就办。毛泽东、朱其升、彭友胜结成异姓兄弟。那不是正式组织，也没有复杂仪式，却带有当时军人重情重义的鲜明色彩。对朱其升来说，毛泽东是有学问、能办大事的“小兄弟”；对毛泽东来说，朱其升则是危急时伸手相助的老大哥。
毛泽东在军中的时间并不长。1912年，他离开新军，重新求学。临别时，朱其升拿出军饷买肉，给兄弟做了一顿红烧肉。送行之后，毛泽东走上了读书和革命的道路，朱其升则离开军营，回乡置地，重新操起铁锤，开起铁匠铺。
此后，消息被岁月隔断。朱其升并不知道“毛润之”后来改用“毛泽东”这个名字，更不知道当年的同营青年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直到1950年，他在街头看到毛主席画像，盯着画像看了许久，才从面容和下巴处的痣认出旧日兄弟。
乡亲们不太相信。一个铁匠，怎么可能认识毛主席？朱其升没有争辩，只请当地教书先生代笔写信。由于政务繁忙，毛泽东没有立即看到，朱其升前后寄出多封信，直到1952年8月30日才收到回信。
信中称他为“其升兄”，并寄去人民币二百万元，按当时折合新币二百元，作为做小生意的本钱。毛泽东还提到彭友胜，说明这位旧日兄弟仍在人世。朱其升收到信后，立即动身前往北京。
北京城太大，他下车后四处打听，走了两天才找到中南海。于是，才有了开头那场门前相认。毛泽东设宴相待，还特意准备红烧肉。朱其升尝了一口，说：“还是四十年前的味道。”
这次见面持续时间不长。毛泽东公务繁忙，朱其升也不愿多作打扰。临别时，毛泽东再次给他一些钱，叮嘱他留意家乡情况，有什么事情可以写信反映。回乡后，朱其升组织补鞋匠、补伞匠等人，创办和平油布雨伞厂。
遗憾的是，两人此后再未相见。1956年，朱其升因胃癌在武汉汉口去世，终年65岁。那封保存下来的信，以及中南海门前的相认，留下了这段从军营棉被、送行红烧肉开始的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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