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9月11日，电视剧《交锋》播出至第12集。在第11集的剧情当中，有这么一处桥段，一位青年国安人员向领导成泰燊角色进行举报，说有彭昱畅角色是台湾间谍的证据。面对这份举报，成泰燊角色作为领导，说了几句话，总结起来便是，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不能怀疑自己的同事，不能搞无端的举报。我觉得，这场戏才是王小枪编剧的高级之处。
写谍战剧作品，张良计啊、过墙梯啊之类的，其实都是雕虫小技。当然，谍战剧作品当中需要这些雕虫小技，需要给观众们双方或者多方谍战过招的内容，从而让大家获得一种故事性的爽感。但是，谍战剧作品如果只有这些，那这部戏依旧是较为平庸的。反观王小枪编剧的《交锋》，它有很多不一样。
我昨天聊了祖峰角色下跪的戏码，认为这是王小枪式的高级。我今天想聊一聊成泰燊角色面对下级举报的所作所为，这也是王小枪编剧的高级。国安部门，为什么不能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搞缺乏实际证据的举报呢？在成泰燊角色的台词当中，已经告知了观众，因为无端举报会凉了同志们的心。台词之外，则是谍战人员最终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了。
彭昱畅角色得知自己曾经被怀疑之后，心情沮丧，王凯角色去安慰他，讲了“我国安部门最后一位被台湾逮捕的同志”的故事。这位同志，藏着巨大的委屈，同时，也藏着谍战人员最终需要直面的问题，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用哲学话语讲便是，“我是谁”。拿这位同志为例，他的一生，其实就是对“我是谁”的反复追问。
这位同志，因为上级叛变，而成为台湾方面追捕的对象。在荒野当中求生四年，他肯定有坚定的立场，我是大陆的同志，我的敌人是台湾方面。稍后，他在台湾被捕，被利诱，甚至于妻儿都已经成为台湾方面的人员。他依旧坚守。终于回到大陆之后，他被大陆怀疑多年，去了农场下放。这个时候，他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多年之后，妻儿都去了美国，他住在大陆，成了一个普通人。他还是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看过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那就会清楚这个问题，所有的谍战人员都需要面对一个“我是谁”的哲学问题。当这批谍战人员在组织的庇护之下工作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面对“我是谁”的追问。一旦离开了组织庇护呢？反过来被组织怀疑了呢？诚如《交锋》当中这样，彭昱畅角色所面对的这样。
所以，彭昱畅角色的领导成泰燊角色，就非常高明——除非有确切的证据，不然，不能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是要给同志们组织上的认同感，避免自家同志陷入到“我是谁”的哲学追问当中去。当然，谍战工作久了，也必然要进入到这种身份追问当中去，尤其是组织上不信任了，自己是否还能坚持住这个信仰呢？
谍战叙事当中，喜欢讲正派角色坚定的信仰和立场。咱们很多抗日谍战剧作品，就是这样的路数，我们的同志、尤其是主角同志们，是永远不会叛变的。但是，这类谍战剧却很少触及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如何持续保持这种自我认同感和组织认同感？如何持续知道“我是谁”，从而不叛变。王小枪编剧的《交锋》，在叙事当中触及到了这一面，并且试图做出回答。
答案则是，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同志有坚定的信仰。继而，不能光讲同志自己的信仰，也要看到国家安全机关对于同志们的保护，拒绝无端怀疑等等。组织上的信任，是同志们坚定信仰的前提条件。成泰燊角色面对同志内部的举报信的时候，态度就非常明确，拒绝这种无端的举报，并且敲打举报人。
国际上，很多优秀的谍战小说和谍战影视剧作品，都会写到、演到这一点，谍战主角处于“我是谁”的思考当中，而且是在自家组织已经不信任自己的时候，自己成为双边间谍甚至于多边间谍的时候。我感觉，王小枪编剧应该是有广泛且国际化的相关阅读经验的，他能够摸到优秀谍战故事叙事法门。《交锋》的高级，不在谍战故事的精彩，而在谍战人性归属的追问。（文/马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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