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摸臀事件暴露的，其实是一种系统性的视角缺失。
这不是某一个派出所的问题，而是社会一整套思维惯性的问题。
就如我们太习惯从成年人纠纷的角度去看问题了，却忽视了从儿童保护的角度去看问题。
4岁孩子被掐住脖子，在很多人眼里，会习惯性地看作是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在脑子里会自然形成双方都有错的拉扯，却唯独漠视了一个“幼童正在遭受暴力”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我们总习惯把儿童当成附属品，而不是独立的权利主体。这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自在。
社会心态往往是，孩子受了委屈，第一反应是家长出面协商或调解，就好像孩子本身没有独立的感受和权利似的。
所以我们才会忘了，一个4岁孩子被掐住脖子时的恐惧，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家长的。
这种恐惧，不应该被简化为是家长之间的事。
其实，从社会治理结构层面看，我们养成了和稀泥式处理方式的惯性，由此也忽略了先分对错的逻辑。
所以基层在处理纠纷时，往往第一反应就是调解，大家是各退一步，大事化小。
这种逻辑，在成年人之间或许能行得通，但一旦涉及到了未成年人遭受暴力的情况，其实这是完全失效的。
因为孩子没有退一步的能力，也没有协商的资格，他只能被动承受。
其三，我们总是习惯用后果来判断事实，而不是先用行为本身来判断对错。所以会这样想，孩子没受重伤，那就好，然后再去找孩子的错。
但其实，一个成年人对4岁幼童掐脖子的行为，性质本身就已经足够严重了，这不需要等到有严重后果时才要被重视。
如果非要看严重后果，那真出了事就晚了。
其四，不妨问得再深一点，我们究竟是把“保护儿童”当成了一种道德呼吁，还是制度优先呢？
不能否认，在很多国家，凡是涉及诸如此类儿童的暴力事件，首先做的是强制干预程序。譬如先隔离，先保护，先评估，然后才能谈其他。
但我们还达不到必须这么做的程度。所以这需要修正，而这件事之后，可能会让我们的社会更进一步。
当然，进一步不是说说，而是需要实际性的行动。
譬如，在制度层面，要明确凡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暴力事件，应该有优先处理程序，而不是进行调解。
在意识层面上，要把这是大人的事，转向这是孩子正在受伤害的事。要搞清楚，孩子的感受和成年人的感受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在执行层面上，要让基层在处理这类事件时，首先把保护孩子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调解放在第一位。
从这整件事来看，孩子在被掐住脖子的那一刻，根本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他会记住那种恐惧。而我们的处理方式，又让他在恐惧之后，再经历一次怎么就没人看见我的痛苦和失落。
这是最让人难受的地方。
一句话，通过这件事，也说明我们的逻辑该换了，要把看见孩子保护孩子变成默认选项，属于第一反应，而不是事后反思。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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