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春，绥远土默特旗一带，13岁的布赫跟随一批蒙古族青年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那不是普通的求学旅程，他们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行者有21人，前后走了30多天，才抵达陕北。
这次远行，背后有乌兰夫的安排。抗战时期，蒙古族青年接受教育、投身革命，并不只是个人选择，也关系到民族地区能否培养出自己的干部队伍。乌兰夫希望家族在这件事上带头，于是布赫和姐姐云曙碧等人，离开故乡，走进了革命队伍。
布赫年纪很小，却很快适应了延安的生活。他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接触到民族平等、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等重要课程。毛泽东曾为学员讲授相关问题，这段经历对布赫影响很深。多年以后，他仍记得那种思想上的冲击。
“要把书读进去，也要把事情做出来。”这是延安学习留给布赫最深的一层要求。读书期间，他表现突出，曾担任学生会主席，还写诗歌、短文和剧本。后来有人问起文艺创作，他说：“诗歌像一位良师益友，始终伴随我成长。”
有意思的是，布赫后来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并非偶然。延安时期的学习和写作，使他熟悉了宣传、组织和群众工作。革命年代的文艺，也不是单纯供人欣赏的作品，而是鼓舞士气、联系群众、传播政策的重要方式。
1946年，布赫从延安回到内蒙古，开始在基层一步步工作。他先后进入文工团，担任党支部书记、团长，带领演员随军演出。战火尚未完全平息，文艺队伍往往要跟着部队行动，条件艰苦，任务却一点不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内蒙古文工团参加了人民政协成立汇演。此后，布赫调任内蒙古文化局副局长兼自治区文联主任。对于一个从延安走出来的青年而言，这条道路与父亲的军事、政治经历不同，却同样紧贴民族地区的建设需要。
布赫的成长并不顺利。特殊历史时期，他曾因家庭关系受到牵连，工作一度中断，直到1974年才恢复。那段经历让他的政治生涯出现明显停顿，也使他后来处理问题时更加谨慎。遗憾的是，许多具体工作细节并未被完整保留下来，但这段曲折确实影响了他此后的处事风格。
恢复工作后，布赫先后在包头、呼和浩特任职，从城市管理和地方建设做起。1982年，他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时年56岁。这个职务，乌兰夫也曾担任过。父子二人先后主政同一自治区，在中国地方政治史上十分少见。
不过，父子之间的相同，并不意味着经历可以复制。乌兰夫是在战争年代推动内蒙古自治、促进东西部统一的关键人物；布赫面对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和社会治理。时代任务不同，工作方法自然也不能照搬。
1993年，67岁的布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国家领导层。此前，他已经在内蒙古长期工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地方治理和文化事业都有较深积累。这个任职并非凭借家世自然获得，而是与其多年基层和自治区工作经历密切相关。
布赫的女儿布小林，后来也走上了民族地区工作的道路。她曾在西藏、内蒙古等地任职，长期接触基层治理、民族事务和地方行政。2016年，她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为继祖父乌兰夫、父亲布赫之后，第三位主政内蒙古的家族成员。
这一记录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只因为血缘关系，更因为三代人的履历分别嵌入了不同历史阶段：乌兰夫参与创建和巩固内蒙古自治区，布赫经历革命、文化建设与地方治理，布小林则在新的行政岗位上继续处理民族地区的现实事务。三个人的岗位相近，所面对的课题却并不相同。
“家里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姓氏。”布赫曾谈到父亲时说，父亲给予他们的精神财富，是一生都用不完的力量。对这个家族而言，真正延续下来的，也许不是职务本身，而是早年奔赴延安时形成的选择：把个人道路放进民族地区和国家发展的更大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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