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9月29日，江西永新三湾，余洒度面对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部队整顿，而是一次军队归属和革命方向的重新选择。几天前，他还是秋收起义部队的师长；这一天之后，他失去了原有的军事职务，后来更一步步走向了与革命相反的道路。
余洒度1898年出生于湖南平江，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黄埔时期，他受到周恩来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北伐，进入叶挺独立团系统。那时的余洒度年轻、有军校背景，也有一定的组织和带兵能力，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1927年6月，武汉方面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卢德铭任团长，余洒度任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南昌起义爆发后，卢德铭率部向南昌方向行动，但部队途中受到阻拦，未能与起义军会合，只得转赴修水一带整顿。
卢德铭返回武汉请示期间，部队实际由余洒度主持。眼看队伍没有粮饷，番号也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自行瓦解，余洒度开始设法扩充力量。他吸收苏先骏领导的平江农军，又收编邱国轩部，逐渐拼起了三个团的规模。
这支队伍随后接受改编，成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余洒度担任师长。到了秋收起义前，部队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安源工人武装王新亚部也被编入其中。名义上的总指挥是卢德铭，但具体军事事务，余洒度拥有很大影响力。
问题也埋在这里。
收编来的部队成分复杂，训练、纪律和政治教育都不充分。尤其邱国轩部原本带有明显的地方武装和土匪性质，改编之后没有及时完成改造。1927年9月起义开始，部队初期行动尚可，攻打平江县长寿街时却遭到邱国轩部突然袭击，起义军腹背受敌，伤亡和损失都很严重。
几路部队接连受挫，9月19日在文家市会合。面对两千余人的队伍，毛泽东主张避开敌人重兵，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保存力量，建立根据地。余洒度却坚持进攻浏阳、直取长沙，仍把希望寄托在攻占大城市上。
两种思路针锋相对。余洒度有师长身份，苏先骏等人倾向支持他的意见，部队一度出现分歧。伍中豪当场拔枪，质问道：“是你指挥前委，还是前委来指挥你？”这句话不是简单的争执，而是把一个根本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军队究竟听个人指挥，还是服从党的集体领导。
毛泽东的主张最终得到前委采纳。部队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在芦溪一带遭遇伏击。卢德铭在危急时刻亲自带队掩护突围，不幸牺牲。卢德铭的死，使部队失去了一位威望很高的军事干部，也让余洒度在官兵中的影响进一步下降。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调整部队建制，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等重要原则，余洒度的师长职务被免去。不过，他仍然是前委委员，并没有被立即清除出队伍。换句话说，他仍有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遗憾的是，余洒度没有接受这种变化。他不习惯游击战，也不愿意放下原有的指挥地位。1927年10月12日，他悄悄离开部队，辗转前往上海。抵达上海后，他曾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留下了关于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改编经过的文字材料，这份材料后来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史料。
但写报告，并不等于仍然坚定。
上海的环境和个人处境改变了他。余洒度逐渐脱离组织，后来被捕后选择投靠国民党。凭借黄埔军校出身和曾任秋收起义部队师长的经历，他一度受到蒋介石任用，被安排担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
身份变了，追求也变了。余洒度后来利用职务从事鸦片走私，因分赃问题与人发生纠纷，事情闹到蒋介石那里。1934年，他在南京被枪决。一个曾经参与创建革命武装、掌握过一师兵力的人，最终并非死在战场上，而是倒在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更令人唏嘘的是，秋收起义时期，宋任穷、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黄永胜等人都曾在这支部队中战斗或任职，他们后来分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余洒度当年的资历和位置，确实足以让他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是革命从来不只看起点，关键时刻站在哪一边，往往比一时的军衔和声望更能决定一个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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