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大陆方面曾动用一切力量组织营救，可惜最终都未能成功！

1950年2月下旬，台北城内戒备骤然收紧，吴石的住所附近出现了更多便衣特务。此时，远在香港的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已经意识到，台湾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随时可能暴露。一场争分夺秒的营救，开始在海峡两岸秘密展开。

吴石不是临时起意的冒险者。1894年，他出生于福建闽侯，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军事素养、测绘能力和参谋经验，使他长期处在国民党军政系统的重要岗位。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对现实的观察。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倾轧、军纪败坏，前线官兵生活困苦，权力阶层却沉迷争权逐利。吴石逐渐认识到，单靠旧式军政体系，已经无法挽救国家。

1947年，经何遂介绍，吴石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建立联系。何遂本人并非中共党员，却愿意为这条秘密联络线承担风险。其子何康参与传递工作，吴石掌握的军事信息，便通过这条渠道送往解放区。

吴石提供的情报，价值不在于几份文件，而在于它们来自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渡江战役前后，他曾将长江防线及有关部队部署等重要情况送出，为解放军判断敌情提供了帮助。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吴石奉命赴台任职，担任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个职位让他接触到台湾防务、海陆军部署及相关军事资料，也让他成为大陆方面极为重要的情报来源。

有意思的是，吴石身处高位，却始终没有把传递情报看成个人表演。他清楚，潜伏人员最怕留下痕迹，越是重要的信息，越要通过可靠而隐蔽的方式送出。交通员朱枫，正是在这样的任务中往返于台湾与大陆之间。

1949年年底至1950年初，吴石仍在设法传递台湾防务情报。可是，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台北被捕。逃脱后，他又于2月再次落网，随后叛变，供出了地下组织及有关联络线索。

这次变故，直接威胁到吴石。

蔡孝乾掌握的情况并不完整，但对特务机关而言，零散线索已经足以展开追查。吴石的身份、朱枫的活动以及一些地下关系，开始被逐步串联起来。李克农获悉后，立即组织力量研究营救，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把吴石从台湾撤出。

营救并非没有方案。香港方面曾设法寻找可靠交通渠道，准备利用船只或其他方式接应；同时，也有人考虑通过吴石旧日的军政关系，制造离台机会。几条线路彼此配合，一旦获得出境条件，便立即实施。

但台湾当局很快加强了机场、港口和城市道路的检查。特务机关不仅监控地下人员，还密切注意吴石身边的旧部、亲友和工作人员。营救所需要的时间，恰恰是对手最不愿给予的东西。

朱枫的被捕，使局势彻底恶化。她原本承担着重要联络任务，却在舟山一带被特务逮捕，随后押往台北。朱枫落网后，吴石与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面临暴露风险，原先设计的撤离计划也很难继续推进。

有人提出过尽快转移的意见。吴石明白，自己一旦离开台湾，或许能够保住性命；但在当时的监控条件下，出城、登船、乘机，每一步都可能触发搜捕。更麻烦的是，他掌握的文件和联络关系不能随身带走，稍有疏忽，就会牵连更多同志。

1950年3月1日，特务包围吴石在台北的住所。被捕前，他抓紧销毁手中的重要材料，并叮嘱家人不要承认知情。多年军旅生涯，使他知道审讯即将到来，也知道哪些内容绝不能说出口。

吴石被捕后，大陆方面仍没有立即放弃营救。香港地下交通系统继续设法寻找突破口，也曾考虑通过旧交斡旋、秘密转移等办法争取时间。然而，蔡孝乾的叛变已经造成严重破坏，台湾方面对吴石采取重点看守，外部力量很难再接近他。

营救失败，并不意味着没有付出。真正困难之处在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隔着海峡，情报人员身份不能公开，交通工具和落脚点又都受到严密监视。任何一条线路，只要一个环节发生意外，整套计划便会中断。

审讯中，吴石遭受酷刑，却没有供出完整的情报关系。他有时保持沉默，有时故意提供错误信息，试图把特务的注意力引向已经失效的线索。朱枫、陈宝仓、聂曦也分别承受了严酷审讯，没有改变立场。

1950年5月，案件进入审理程序。有关人员曾提出从法律层面减轻处罚的意见，但蒋介石最终下令严惩吴石。6月7日，蒋介石批示死刑，案件再无转圜余地。

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被押赴刑场。吴石生于1894年，牺牲时五十六岁。原本仍在设法推进的营救行动，也在这一刻彻底失去了对象。

遗憾的是，营救没有成功，吴石留下的情报和牺牲，却证明了隐蔽战线并非只有一纸命令、一场行动。那是一张由联络员、交通员、掩护者和情报人员共同维系的网，任何一个节点暴露，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代价。半个多世纪后，吴石的骨灰迁回北京安葬，这段被严密隐藏多年的往事，才逐渐为更多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