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朝廷送了120名孩子去美国留学，他们后来结局怎样了？

1872年8月，三十个身穿长袍、拖着辫子的孩子在上海码头登上了一艘跨洋轮船。

他们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10岁出头。码头上送行的父母表情复杂，按规矩，这些孩子要在美国待满十五年，中间不准回国。

没人知道十五年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更没人知道，这批孩子实际上只待了九年就被匆匆叫了回来。

而这件事的起点，是一个叫容闳的人。

容闳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跟着传教士去美国读书，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是第一个在美国拿到学位的中国人。

回国后他四处奔走，想让更多中国年轻人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此事一直没有着落。

直到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幼童赴美，附了十二条章程。朝廷很快批了，在上海设了出洋局，陈兰彬做正监督，容闳做副监督。

从1872年到1875年，前后四批，总共120孩子被送去了美国。

这些孩子的家庭出身其实参差不齐。虽然社会上传言“应考者寥寥”，但后来学者考证出身份的四十多个家庭里，有留过学的、做生意的、当小官的，也有教会家庭和华侨。

按籍贯分，广东人占了绝大多数，有84个，其中香山一带最多；江苏22个，其余散在浙江、福建、安徽等地。

到美国后，孩子们被分散安置在几十户当地家庭里生活。他们很快适应了进学校、打棒球、穿西服。

其中，棒球这个细节值得多说一句。

1881年秋天，这群孩子组成了一支“中华棒球队”，在旧金山跟当地著名的奥克兰队打了一场，居然赢了。

在一百多年前的唐人街，穿着长袍马褂的同胞能在棒球运动的发源地赢球，这事在当地华人社区震动不小。

但这些变化在清廷看来完全是另一回事。

剪辫子、穿西装、信基督教，每一条都踩在了保守派官员的神经上。驻美公使陈兰彬和继任的留学监督吴嘉善反复上奏，说这些学生“外洋之长技未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再这样下去必然“全失其爱国心”。

李鸿章夹在中间，一度想调和，但架不住一边倒的声音。

1881年初，吴嘉善直接致电李鸿章，说撤回幼童应该从速，“拖延下去非国家之福”。

李鸿章虽然不太赞成，回电说“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态度已经松了。

当年六月，朝廷正式决定裁撤出洋肄业局。

在这120个孩子里，有3名在美国求学期间因病离世，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23人提前辍学回国或中途退出项目，剩余94人按照清廷指令，分三批回国。

不过，这批被要求归国的学子中，有几个始终没回来。

容揆、谭耀勋等人坚持完成学业，凭借自身努力在美国立足，从事教育、外交、法律等相关工作。

李恩富则长期活跃于美国舆论界，针对当时美国盛行的排华浪潮公开发声，通过演讲、撰文等方式揭露排华不公，为在美华人争取权益，成为近代知名的华人维权人士。

张康仁深耕法律领域，成为早期华人律师的代表，凭借专业能力打破行业壁垒，即便长期遭遇行业歧视，依然坚守专业底线，多年后还被美国司法体系追授执业资质。

而对于回国学生的安排，陈兰彬早有计划：把学生撤回内地，分派到各衙门当翻译通事，次一等的送到天津、上海各地的机器局和水雷局学手艺。

实际上第一批21人被送进了上海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批和第三批有23人分到了福州船政局和上海机器局，剩下的去了天津水师、机器局、鱼雷局。

从这些分配去向能看出一个特点：这批人几乎没有被安排到科举正途上，全都进了洋务系统。

而说到具体的人，走得最远的大概是唐绍仪。他是第三批出去的，回国后被派到朝鲜办税务，给袁世凯当过书记官，后来一路做到驻朝鲜总领事、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

1904年，他作为全权大臣去印度跟英国人谈判西藏问题，据理力争。1912年民国成立，他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

唐绍仪的履历放在留美幼童里是独一份的，但他的结局并不好。

1938年，上海沦陷，坊间盛传日本人想拉他出来组织伪政府，蒋介石让戴笠派人把他刺杀在家中，时年七十六岁。

詹天佑的经历大家比较熟悉，他回国后先被派到福建水师，参加了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后来转到铁路系统，1905年到1909年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

这条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全长两百公里，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

詹天佑后来还参与了粤汉铁路、粤川铁路的工作，1919年在汉口病逝。

除了这两个人，还有几个名字值得一提。

蔡绍基成为了北洋大学校长，唐国安做了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监督。梁敦彦做到了清末交通总长。

而更让人感慨的是海军这条线。

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留美幼童中有多人参战，薛有福、邝咏钟、杨兆楠等人在战斗中阵亡。

十年后的1894年甲午海战，又有一批当年的幼童参战，其中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阵亡，陈金揆在黄海海战中随致远舰沉没。这些人出国时还是孩子，回国时正值青年，把命搭在了中国最早的两支近代海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