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押26年，盼与台湾亲人团聚，国家给足路费，为何最终在香港自杀？

1975年4月，北京到深圳的路上，61岁的张铁石带着简单行李，和另外9名获特赦人员踏上了赴港行程。对他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出行，而是等待了26年的家庭团聚。母亲、妻子和儿子都在台湾，半生隔绝终于出现了一个出口。

这场特赦，起点并不在香港。1974年年底，毛泽东了解到全国仍有一批原国民党战犯被关押。公安部门原本准备按照改造表现分类处理，符合条件的逐步释放。毛泽东看过报告后，改变了原定办法，提出对在押战犯全部实行特赦。

1975年2月27日，中央下发《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其中有一个很实际的判断：这些人被关押二十多年，社会上的普通百姓早已不知道他们是谁，既然不再对群众构成现实危害，就没有必要继续以战犯身份羁押。

这份意见的分量，不只在于“释放”二字。获赦人员可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愿意留下的，有劳动能力者安排工作，年老体弱者由国家供养，患病者接受医疗。中央还决定发给每人100元生活补助，并在北京设宴接待。

3月22日，宴会在全聚德举行。两百多名特赦人员穿着统一订制的蓝色便装出席。黄维、文强等人也在席间发言，承认自己曾经站在旧政权一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过伤害。那种场合，并不是简单的吃饭，而是身份和人生方向的一次转换。

有人问：“回大陆，真的能留下吗？”

得到的答复很明确：“愿意留下，就按公民对待。”

多数人选择留在大陆。据相关材料记载，获释人员中有二百八十多人没有离开。可他们的亲属大多在台湾，思念家人的愿望也不能被忽略。于是，中央批准10人经香港前往台湾，并为每人准备路费，安排人员护送到深圳，再转往香港。

张铁石正是其中之一。他原任国民党第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1949年厦门战役前后，国民党方面为掩护主力撤退，将他留下执行任务，随后被人民解放军俘虏。此后，他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了漫长岁月，直到1975年获赦。

抵达香港后，10人住进兰宫酒店，按理只需等待台湾方面接洽。可是手续迟迟没有下来，报纸上的消息却先传到他们耳中：台湾当局怀疑这批人是大陆派出的统战人员，不承认他们原有的身份，只准备以“难民”名义接收，而且附带条件。

条件并不复杂，却极为尖锐：必须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对这10名刚刚获得特赦的人来说，这等于要求他们否定自己在大陆受到的待遇，也否定中央此前给予的信任。有人说：“我们可以不去，但不能昧着良心签字。”

事情因此僵住。香港方面的媒体不断打听，台湾驻港人员也在观察他们的态度。更麻烦的是，几个人的留港证件即将到期。关键时刻，大陆方面为他们办理了延期，使他们不至于立刻陷入无处可去的境地。

张铁石的儿子张润佩当时是国泰民航机长，得知父亲到了香港后，专程前来见面。他希望替父亲寻找一条路，也提到如果正规手续始终没有希望，或许只能设法偷渡。父子见面时间不长，但这次会面让张铁石重新燃起了赴台的念头。

后来，在有关人员安排下，张铁石离开兰宫酒店，单独住到九龙另一家酒店，等待所谓的“帮助”。他与其他9人分开后，情绪明显更加焦躁。等待本身已经难熬，身边再没有熟悉的同伴，处境便显得格外孤立。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有人通知他准备乘船前往高雄。张铁石赶到约定码头，却始终没有等到船只。打听后才知道，原定日期是5月23日，他误记成了6月3日，船早已离开。这个差错看似偶然，却让他最后一丝希望也受到打击。

回到酒店后，他借酒消愁。酒店老板徐亨趁机拿出一份悔过书，声称只要签字，就能帮助他赴台。张铁石翻看内容，发现其中写满了反共言论，当即拒绝。对方随后以赴台和家人安危相威胁，逼迫他改变决定。

“这份字，我不能签。”

这句话，成了他留给旁人的鲜明态度。遗憾的是，长期羁押后的衰老、与亲人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台湾当局的猜疑，以及香港等待中的孤立感，最终叠加到了一起。1975年6月4日，清洁工在浴室发现张铁石自缢身亡。遗书中，他表达了对赴台一事已经绝望。

张铁石死后，台湾方面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接纳，甚至阻挠其子带回遗体。其余9人由此彻底看清了处境，没人再坚持原先的赴台计划。后来，4人去了美国，2人留在香港，张海商、杨南村、赵一雪则返回大陆。

三人回到北京后，受到接待，并被安排进入政协系统工作。对他们而言，回头并不意味着重新接受审查，而是重新获得了生活位置。张铁石未能等到这一步，他留在香港酒店里的那份遗书，成为这次特殊赴台安排中最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