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2年11月17日深夜，广西阳朔县人民医院的病房里，12岁的何玥走到了生命尽头。呼吸机维持着她的生命体征，父母守在床边，面对即将到来的告别，他们还没有想到，女儿此前说过的一句话，会改变这个家庭最后的决定。
何玥出生于2000年7月，家在桂林市阳朔县一个普通村庄。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她小时候曾随父母在广东汕头生活、读书，后来回到家乡上学。家境并不宽裕，但她的成绩一直很好，墙上贴满了奖状，奖学金也常常有她一份。
她并不是那种只知道埋头读书的孩子。语文课上学到《永生的眼睛》时，课文里关于捐献眼角膜、帮助盲人的故事，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的何玥开始明白，人的生命虽然会停止，但身体仍可能帮助另一个人继续生活。
这种想法，后来被她写进了日记。她曾记录，若死后的身体能够帮助别人恢复健康，那么死亡也可以变得有意义。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思考显得格外早熟，却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她长期形成的善意。
临近小学毕业时，何玥反复头疼。检查结果显示，她患的是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父母很快为她安排手术。术后第三天，她便回到学校，病后第一次考试还取得了三科二百五十分的成绩。身体很虚弱，学习却没有被她轻易放下。
病情没有因此停住。肿瘤复发并扩散后，何玥再次住院，走路、呼吸和进食都变得困难。医生建议她适当下床活动，她便让父亲扶着自己在走廊里慢慢走，一天几次。每一步都很吃力，她还是坚持下来。
学校师生得知消息后前往探望，并送去两千元捐款。何玥后来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便让父母把这笔钱捐给灾区。她说：“应该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那时她只有八岁。
2012年，医生告诉何玥父母，肿瘤已经扩散，孩子的生命可能只剩三个月。父母强忍悲痛，没有料到何玥已经听见了这番话。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她主动问父亲：“爸爸，我还剩多少天？”随后，她提出了那个让父母难以接受的请求。
她说，如果病情无法治愈，就把身上有用的器官捐出去，帮助需要救治的人。父亲一度无法接受，甚至脱口说了一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传统观念中，亲人离世后还要进行器官摘取，对他们而言是沉重的心理冲击。
11月17日，何玥病情突然恶化，逐渐失去说话和基本反应能力。11月18日零时10分，医院确认她脑死亡。经过家属慎重考虑，并依照当时的医疗和捐献程序，父母决定尊重女儿的遗愿。
凌晨时分，何玥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完成捐献，分别帮助了三名重症患者。两名尿毒症患者接受了肾移植，另一名肝病患者接受了肝脏移植。捐献并不是“把遗体完整捐出”，而是在医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仍具功能的器官用于救治。
接受肾移植的患者中，有一名来自西藏的十八岁青年索朗旺青。手术后，他的身体逐渐恢复，能够下床活动。按照器官捐献中的隐私和回避原则，捐受双方通常不会直接联系，但索朗旺青一家仍希望向何玥父母表达谢意。
他们辗转来到何玥家中，祭拜她的遗像，并请求带走一张写有出生年月的照片。索朗旺青说：“我们两家人以后就是一家人。”回到当地后，他的家人还在寺庙点燃一百盏酥油灯，以当地习俗寄托哀思与祝福。
消息经桂林当地媒体和中央电视台报道后，何玥的名字被更多人知道。她的父母何先航、叶翠荣都是普通务工者，为给女儿治病已经背负十多万元债务，却拒绝了器官捐献补贴，也退回了社会上筹集的部分善款。何先航说，不愿让女儿的遗愿掺杂利益。
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中，何玥获得广泛关注，成为该活动中年龄最小的获奖者之一，也是广西获选人物。她的事迹还推动了桂林当地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了解，前往红十字会咨询相关事宜的人数明显增加。
何玥离世后，父亲仍保存着女儿的大量照片。面对外界关注，他始终强调，真正值得被记住的是女儿，而不是他们夫妻。对何先航夫妇来说，女儿没有以完整的身体留下，却有三个陌生家庭因她获得了继续治疗、继续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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