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67年，北京紫禁城内，康熙皇帝刚开始亲政，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却被押上朝堂，随后以“二十四大罪”之名处死，家属也受到牵连。表面看，这是鳌拜排除异己；往深处看，却是旗籍旧怨、宫廷权力和个人操守交织出的结果。
苏克萨哈并非普通官员。他早年属于正白旗，曾是多尔衮集团中的重要人物。皇太极去世后，清廷曾围绕继承问题发生激烈争执。两黄旗拥护豪格，两白旗支持多尔衮，双方互不相让，最终由年幼的福临即位。
这场斗争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暂时压了下去。
福临即顺治帝。多尔衮摄政期间，两白旗权势显赫，两黄旗则因支持豪格而处处受压。军饷、驻地、军政待遇，都能看出双方地位的变化。两黄旗是皇帝亲军，过去受尽尊崇，突然被冷落，自然积下了很深的不满。
索尼、遏必隆、鳌拜都出自两黄旗。他们对多尔衮的反感，不只是政治立场不同，也包含本旗利益受损后的怨气。苏克萨哈偏偏是多尔衮旧部，这让他从一开始就很难被三人真正接纳。
有意思的是，苏克萨哈后来又亲手揭发了多尔衮。
1650年，多尔衮去世。顺治帝随后清算多尔衮及其党羽，苏克萨哈上奏揭露其僭越行为，说明多尔衮府中藏有皇帝仪仗、服饰等物。此举帮助顺治帝迅速完成政治反攻，也使苏克萨哈暂时避开了更严厉的追究。
但在满洲贵族的政治伦理中，背叛旧主并不是一件容易洗净的事情。苏克萨哈因揭发多尔衮而保住官位，却也留下了“见风转舵”的名声。鳌拜等人未必把他当作忠臣，更多时候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有用但不值得信任的人。
这层观感，后来成为他无法脱身的隐形枷锁。
1661年，顺治帝病逝，年仅八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顺治临终安排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辅政，本意是彼此牵制，避免某一人独断。可四个人的出身、经历和利益并不相同，这套安排很快失去平衡。
索尼资格最老，地位最高，却年事已高，且与鳌拜有多年共事关系。遏必隆同属两黄旗，性格谨慎，缺少独自抗衡鳌拜的意愿。鳌拜则凭军功和旗籍威望不断扩大影响。苏克萨哈成了唯一真正可能牵制鳌拜的人。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苏克萨哈曾多次反对鳌拜擅权，要求依照制度处理政务。鳌拜看来，这不是普通争执，而是苏克萨哈在阻挡两黄旗重新夺回优势。索尼和遏必隆虽然未必愿意看到鳌拜无限做大，却不愿为了苏克萨哈与老部下彻底翻脸。
朝堂上，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当时有人劝苏克萨哈暂避锋芒，他也曾请求外放，离开权力中心。鳌拜却抓住机会，列举苏克萨哈罪状，要求严惩。康熙帝尚未完全掌权，面对三位辅政大臣形成的压力，根本没有足够力量替他撑腰。
朝会上，苏克萨哈据理申辩：“臣若有罪，愿依法治罪。”鳌拜一派则反复强调他“负恩误国”。康熙帝没有当场推翻议案，案件很快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
1667年，索尼去世不久，康熙帝开始亲政。就在这个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苏克萨哈被处死，儿子和亲属也受到株连。鳌拜借此清除了最直接的政敌，遏必隆没有坚决反对，索尼则已病逝，无法再发挥作用。
严格说，不能简单断言索尼与遏必隆都像鳌拜一样主动策划杀人。索尼更多是长期默许两黄旗利益压过苏克萨哈，遏必隆则选择随势而行。他们对苏克萨哈的敌意，来自旗籍旧怨、共同经历，以及对其反复改换立场的不信任。
苏克萨哈也并非毫无过失。他既曾受多尔衮信任，又在多尔衮死后出面揭发；既想维护辅政制度，又没有能力建立足以对抗鳌拜的政治联盟。他的处境，既有他人的排挤，也有自身选择留下的后果。
康熙帝后来铲除鳌拜，重新审视苏克萨哈一案，认为其确有罪责，但不应牵连子孙。这不是彻底翻案，却说明当年的处置明显过重。苏克萨哈死于辅政集团内部的权力冲突，也死于清初旗人政治中难以摆脱的旧账。四大辅臣名义相同，背后的立场却从未真正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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