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河南沁阳城外，战火逼近一所新四军野战医院。院长栗秀真正在药箱旁清点纱布，泥水已经漫过鞋面，远处的炮声一阵接一阵。突然，通讯员跑来报告，日军正在靠近，医院必须马上转移。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撤离。重伤员不能自己行走，药品和器械也不能丢下。栗秀真把最沉的药箱背到肩上，先安排担架，再让轻伤员分散到附近乡亲家中。她反复叮嘱：“人要带走，药也要带走。”
队伍走到山口时，被一支国军部队拦住。对方岗哨举枪相向，双方都不清楚彼此底细。带队军官牟廷芳手里攥着一份电报，神色十分焦急。日军追兵在后，若不能及时通过，医院和伤员都可能陷入险境。
僵持之中，牟廷芳提出条件：新四军可以过去，但必须把国军伤员一同带走。那些伤员有的腿部负伤，有的腹部中弹，已经经不起长途奔波。栗秀真只停顿片刻，便同意了。
医院本就缺医少药，这一下更显得拥挤。病床不够，走廊铺上稻草，连门板也被临时改成担架。新四军一些伤势较轻的战士，只好暂时离开医院，住到附近百姓家中。有人心里不舒服，栗秀真没有回避，只说：“他们伤得重，先救重的。”
这句话听着简单，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军装不同，番号不同，过去也曾有过彼此对立的时候。刚开始，国军伤员对护士十分戒备，护士给他们换药时，也难免紧张。栗秀真在一次晨会上明确要求，医护人员只看伤情，不许拿身份决定态度。
“进了病房，就都是伤员。”
病房里的变化，往往从小事开始。一名国军士兵腿部感染，换药时疼得满头大汗。旁边的新四军伤员故意逗他，说伤好以后教他打枪。那名士兵先是发愣，随后笑了出来。几天后，两人已经能坐在一起谈家乡。
夜里值班的护士常常累得打盹。有国军伤员醒来后，悄悄把自己的旧军大衣搭在护士身上。护士发现后没有说破，只是在第二天换药时，把他的绷带重新扎得更仔细一些。战场上的隔阂，就这样被一件件小事慢慢冲淡。
几个月后，一批国军伤员痊愈，医院准备为他们送行。伙房杀了一只老母鸡，炖成一锅汤，又蒸了窝窝头。这样的饭菜并不丰盛，却是战乱年代难得的一顿好饭。席间，一名国军小队长端起粗瓷碗，眼圈发红，说没想到共产党办的医院会把他们当自家弟兄照料。
气氛正缓和时，院子里忽然响起一声清脆的金属声。一名国军副官猛地站起，掏出手枪，打开保险，枪口直指栗秀真。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几名新四军战士的手按住了枪套，国军伤员也惊得站了起来。
副官脸色发白，声音发颤：“你们想把我们扣在这里！”
这句话带着明显的恐惧。他或许早就听过关于新四军的各种传闻，也可能担心这顿饭并非送行，而是另有安排。战场上消息混杂，彼此猜疑，有时比子弹更快传开。
栗秀真没有后退，也没有立即下令夺枪。她指了指墙边的药箱，平静地说：“真要害你们，何必等到今天？手术台上动手脚，机会多得是。”
副官怔住了。旁边一名老兵冲上去抓住他的手腕，责问他是不是糊涂了。那些曾经接受过治疗的伤员，也纷纷出言制止。有人说，自己的命就是这些医生护士救回来的，不能在临走前做出这种事。
沉默片刻后，副官手里的枪掉在地上。他蹲下去，承认自己只是听信了外面的说法，担心共产党借治伤之名另有图谋。栗秀真捡起手枪，退出子弹，交还给他，并没有继续追究。
送行宴没有因此中断。相反，双方谈得更久了。国军伤员讲起过去听到的宣传，新四军战士也说起部队缺药、缺粮的困难。有人逐渐明白，战场上穿着不同军装的人，同样会流血，也同样盼着活着回家。
临行前，一名国军班长把钢笔留下，说医院记病历比自己拿着更有用。后来日军轰炸，国军担架员还曾抢着抬走新四军重伤员。原先互相提防的人，在一次次搬运、换药和转移中，成了可以把后背交出去的同伴。
栗秀真也把野战救护经验教给两边的卫生员，从伤口清理到器械消毒，毫不保留。有人问她是否担心伤员痊愈后反过来对付医院，她只低头整理纱布，回答：“伤员进了医院，就只是伤员。医生先把人救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在这所医院里接受救治的人再次相逢。有人握手，有人落泪，也有人提起那顿差点被枪声打断的送行饭。栗秀真后来担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并进入卫生部门工作。谈起往事，她仍把那段经历归结为一句话：“医生眼里，只有该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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