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极右翼刚大胜，瑞典右翼遇麻烦！对中国好感度已超过了美国？

9月上旬，欧洲政坛接连出现剧烈动荡。9月6日德国萨安州选举中，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拿下第一大党；

而在9月13日的瑞典议会大选里，此前迅猛上升的瑞典民主党得票率却跌至17.6%，执政的右翼联盟以173席对176席败给中左翼。

更引人关注的是，最新民调显示瑞典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升至27%，大幅反超美国的19%。

咱们把瑞典选举委员会在9月14日凌晨公布的真实计票结果摆出来看，这次瑞典大选的对决激烈程度确实创下了历史纪录。

在完成超过90%的选票清点之后，瑞典中左翼四党阵营拿到了49.3%的得票率，预计获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6席。

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中右翼执政阵营拿到了49.1%的得票率，预计只能拿到173席。

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总得票数仅仅相差大约两万票，而在议席分布上仅仅相差了3个席位。

在西方议会制政体下，这区区3个席位的差距就直接决定了谁能够掌握组建中央政府的权力。

社会民主党领袖玛格达莱娜·安德松带领的中左翼四党联盟虽然拿下了微弱多数，但其内部在税收政策和公共福利开支上存在公开分歧，这种脆弱的政治组合再次证明了西方多党竞选体制固有的内耗缺陷。

在这场选举当中，各个政党的具体表现呈现出巨大的落差。

现年59岁的前首相玛格达莱娜·安德松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保住了全国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得票率只有28%左右，创下了该党一百多年以来的最差选举战绩；

左翼党拿下了8.1%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四大党。

在右翼执政阵营方面，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所在的温和联合党拿下了19.9%的选票，实现了对盟友的反超。

面对微弱的劣势，克里斯特松在选举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发言表示：“即便目前的计票结果维持下去，我也会继续研究中右翼在议会多数中是否仍然存在组阁的政治空间。”

西方政客在选票失利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反思自身四年来在经济管理上的严重过失，而是挖空心思利用规则漏洞保住权力。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此前一直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的受挫。

该党在1988年正式成立，长期被排除在瑞典主流政治决策圈之外，2010年首次进入议会时得票率仅有5.7%。

随着难民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加剧，该党在2018年大选中拿到17.5%的选票，在2022年大选中更是以20.5%的高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以此为筹码为克里斯特松的少数派政府提供外部议会支持。

然而到了2026年9月13日的投票中，瑞典民主党的得票率却下降到了17.6%左右。

这是该党自进入议会十六年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大选中出现得票率下滑。

瑞典民主党党魁吉米·奥克松在选举当晚面对媒体时公开承认：“我们在这次大选中确实丢掉了一些百分点，但现在全国有更多的人不再隐瞒自己支持瑞典民主党的立场。”

瑞典民主党之所以失去选民支持，根本原因在于其参与执政四年却拿不出像样的实际成果。

在过去的四年执政期内，瑞典民主党虽然逼迫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极其严厉的限制难民入境和取消难民永久居留权的法规，把瑞典每年的庇护申请人数降到了近四十年来的最低点。

但瑞典本土的枪击犯罪率与涉黑暴力案件依然频繁发生。

选民们逐渐看清，这个政党只会通过制造对立情绪来收割选票，一旦掌握决策权力就拿不出任何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的真实办法。

就在瑞典政局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国际民意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更让西方主流舆论感到极度震惊。

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7月公开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报告显示，瑞典民众对美国持有好感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5%直接滑落到了2026年的19%，出现了高达36个百分点的断崖式暴跌。

瑞典普通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好感态度的比例，则从2023年的12%显著上升到了2026年的27%，增长了15个百分点。

在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中，瑞典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仅创下近年来的新高，而且在数值上正式超过了美国整整8个百分点。

西方政界长期依靠意识形态偏见抹黑中国，然而现实民意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这清楚地表明公道自在人心。

瑞典社会对美国的好感度之所以出现崩塌，完全是美国长期推行单边霸凌政策所招致的必然反噬。

进入2026年之后，美方不仅在跨大西洋贸易中对欧洲国家的金属制品和机械设备加征惩罚性关税，甚至在格陵兰岛防务以及北冰洋资源管辖权问题上对北欧国家施加严厉的外交威胁。

美国强行要求欧洲盟友承担巨额的域外军事支出，在欧盟层面强推对外部冲突的资金垫付，仅瑞典一国参与的对乌贷款分摊规模就接近1000亿瑞典克朗。

美国不断将自身的地缘战略风险强加在欧洲普通民众的税收负担之上，导致欧洲内部通胀高企、物价飞涨。

美国政客口口声声宣扬同盟利益，实际上却把盟友当成转嫁国内经济矛盾的对象。

把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安州的选举结果同9月13日瑞典的大选结果结合起来看，整个欧洲战后建立的政治体系正在陷入全面的系统性失灵。

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择党依靠43.8%的选票夺得39席，让执政二十多年的基民盟得票率暴跌至17.2%；

而在瑞典，两大传统阵营的得票率差距仅有0.2个百分点，右翼阵营在执政四年后被选民赶下台。

无论是德国选民把大量选票投给非传统政党，还是瑞典选民在两大阵营之间来回摇摆，背后反映出的根本问题完全一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无法解决自身在经济分配、产业竞争和外部安全上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

西方政客几十年来盲目服从外部大国的意志，主动放弃廉价稳定的外部管道能源供应，转而以三倍以上的高价向美国采购液化天然气，导致欧洲各国的工业电价与燃气成本成倍上涨。

高昂的能源成本直接导致德国、瑞典等传统工业国家的化工、机械加工以及造纸产业出现大面积减产与外迁，本土优质就业岗位不断流失。

西方政府为了应对财政赤字，不断削减在教育、医疗和公共住房上的资金投入，普通工薪家庭的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

面对老百姓最关心的物价与就业问题，西方传统政客除了互相扣帽子、在议会内部相互否决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西方代议制民主沦为了少数党派争权夺利的工具，完全丧失了服务普通大众的治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