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90年6月3日，澳大利亚悉尼湾，总督亚瑟·菲利普登上一只小船，迎向从海面驶来的“朱莉安小姐”号。船上没有军功赫赫的将领，只有一批被英国法律判处流放的女性。她们原本有226人，抵达时剩下221人，其中不少已经怀孕，或在漫长航程中生下了孩子。
这艘船常被称为“战舰”，严格说却不是军舰。它原是一艘商船，后来被改造成囚犯运输船。1789年7月29日，它从英国启航，经过大西洋、南美和好望角，次年6月抵达新南威尔士，航行时间达到309天。
女囚犯为何会被送到万里之外？
18世纪的英国，法律极其严厉，偷窃少量衣物、布匹甚至食物，都可能被判多年流放。工业化尚在起步阶段，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伦敦的监狱拥挤不堪。对政府而言，囚犯既难以看管，又需要粮食和住所。
1717年，英国议会确立了将罪犯流放海外的制度。北美殖民地独立后，这条旧路被堵住，英国只好寻找新的流放地。1786年，政府决定把新南威尔士建设成囚犯殖民地。库克船长此前对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勘察，也让英国看到了这片遥远土地的战略价值。
“朱莉安小姐”号上的女性，大多不是杀人犯，而是因偷窃、伪造或其他轻罪获刑。她们来自纽盖特监狱和英国各郡监狱，年龄差距很大。玛丽·韦德年仅13岁，因偷窃衣物被判死刑，后来改为流放。她的命运，折射出当时刑法对穷人的苛刻。
船舱并不宽敞。女性被集中安置在甲板下方，空气、饮水和卫生条件都很有限。她们不是普通移民，而是被国家押送的囚犯；然而在船上，监管者、船员和囚犯之间，又形成了复杂的依附关系。
船员约翰·尼科尔在航海记录中写到，他与女囚萨拉·惠特拉姆相识并同居。尼科尔说：“她来自林肯郡，待人有礼，我愿意娶她。”这段记载常被后人写成浪漫故事，但在封闭的囚船上，男女之间并不存在真正平等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怀孕人数的增加，不能简单解释成爱情。船员掌握着食物、衣物、淡水和行动自由，女囚则处于极弱势地位。有人可能出于感情，也有人可能为了获得照顾，甚至被迫接受交换。现存记录能够证明生育和关系，却很难还原每一名女性的真实意愿。
航程中，船只曾在特内里费岛、里约热内卢和开普敦停留。里约热内卢一度停泊数周，女囚有机会洗澡、补充衣物，也有人尝试逃跑。船医记录显示，途中有婴儿出生。孩子的父亲是谁，档案往往没有说明；女性的身体被详细登记，个人声音却很少留下。
这趟航行并非完全由死亡构成。309天里，船上只有少数人死亡，在当时的远洋运输中算是相对较低的损失。可“活着抵达”并不意味着待遇良好。疾病、拥挤、怀孕和分娩同时发生，许多女性是在极不稳定的环境里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6月6日，“朱莉安小姐”号正式停靠悉尼湾。6月11日，221名女囚登陆。殖民地此时粮食短缺，男性囚犯和士兵正在艰难开荒，突然到来的女性既意味着劳动力和家庭人口，也意味着更多需要供养的嘴。
殖民地官员对这批人态度复杂。有人认为她们能缓解男女比例失衡，有人却只把她们看作负担。她们随后被分散到悉尼及诺福克岛等地，承担家务、农业和服务工作。一纸判决把她们送来，但真正决定她们能否活下去的，是劳动、婚姻、疾病和殖民地资源。
尼科尔没有留下。1790年7月25日，他随船返航，萨拉和孩子留在了澳大利亚。这个细节很冷峻：船员可以离开，女囚却必须在新大陆重新安排人生。她们的过去被英国档案写成罪名，抵达之后，又被殖民地需要重新定义。
玛丽·韦德后来在新南威尔士生活到老年，留下了庞大的后代。类似的女性还有许多，她们并非以英雄身份进入历史，却参与了家庭、农场和社区的形成。1788年至1868年，英国向澳大利亚流放了约16万名囚犯，其中女性约2.5万人。
“朱莉安小姐”号带来的，不只是221名女囚和一批新生儿，也是英国贫困、刑罚与殖民政策共同制造的结果。那些被判定为“罪犯”的女性，没有选择目的地的权利，却在悉尼湾登陆后，逐渐成为殖民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她们的姓名散落在船员日志、监狱档案和墓碑之间，孩子们则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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