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8月，中原军区一次会议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副政委钟汉华成了被点名批评的人。让他想不通的是，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与政委王维纲之间存在分歧，自己一直在从中调和，为什么反倒要承担责任？
这件事的背景，得从挺进大别山说起。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连续作战，环境极为艰苦。第2纵队原任政委宋任穷奉命留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王维纲随后接任政委。
陈再道是红军时期成长起来的军事干部，长期在部队担任指挥职务，战场经验丰富。王维纲则是地方工作出身，早年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工作，抗战时期到前线后，才逐步接触部队建设与作战指挥。
两人的经历不同，工作习惯自然不一样。陈再道看重战机和行动速度，王维纲更强调组织程序与政治工作。遇到具体问题时，意见不一致并不奇怪，真正棘手的是，分歧若不能及时摆到桌面上，便容易变成彼此心里的疙瘩。
钟汉华夹在中间，处境很特殊。他是副政委，既要支持政委开展工作，也不能削弱司令员的指挥权。更重要的是，他与陈再道早年相识，彼此熟悉；对王维纲又有着组织上的尊重。
有一次，陈再道与王维纲发生争执，钟汉华试图缓和气氛。陈再道后来回忆，两人之间有时说话不投机，钟汉华总是在旁边打圆场。有人评价他是“老好人”，这句话听起来不重，落到军政领导关系里，却未必是褒奖。
当时的第2纵队，问题并不只在几句争论。部队连续作战，部分战斗没有达到预期，军政主官之间又缺少充分沟通，基层干部难免感到无所适从。上级看到的，已经不是个人性格冲突，而是一个纵队的集体领导能否正常运转。
因此，在1948年8月的批评中，钟汉华也被点了名。面对质疑，他显然感到委屈：“我一直在协调，为什么还说我有责任？”从个人角度看，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从组织角度看，上级关注的却是另一件事。
陈毅等上级领导指出，副职不能只做和事佬。军政主官有矛盾，不能靠私下劝解长期拖着，更不能为了维持表面平静而不向上级反映。钟汉华资历较深，又处在关键位置，如果始终不把真实情况报告上去，就可能让问题越积越重。
“你是在维护团结，还是在回避矛盾？”这类批评，刺耳，却切中了要害。钟汉华起初难以接受，听完解释后，心里的结才慢慢解开。他所做的调和并非没有价值，只是调和不能代替组织处理，善意也不能替代责任。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钟汉华并不是制造矛盾的人，却因为没有及时反映问题而受到批评。军队中的副职，往往最容易陷入这种两难：话说重了，容易被认为破坏团结；话说轻了，又可能被认为不负责任。
多年以后，类似的考验再次落到钟汉华身上。20世纪60年代初，他被调到武汉军区，参与处理军政领导之间的关系。当时陈再道任司令员，军区领导班子内部存在分歧，上级希望钟汉华发挥协调作用。
这一次，他与陈再道的合作却顺畅得多。陈再道熟悉军事指挥，作风直接；钟汉华性格稳重，善于听取意见。两人不是没有不同，而是能够把不同放在工作范围内，不轻易演变成个人对立。
后来，军区领导关系经过调整，钟汉华由第三政委转任第二政委，与陈再道共同承担军区工作。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反而成了彼此信任的基础。陈再道了解他的为人，也知道他处理复杂关系时的分寸。
遗憾的是，特殊年代到来后，两人的处境都发生变化。1967年，他们先后受到冲击，之后又在农场相遇。那次见面，两人情绪激动，彼此惦念多年的心情，已经不需要过多言语来说明。
从大别山时期的委屈，到武汉军区的并肩共事，钟汉华始终没有站到矛盾的一边。他所面对的，是军政关系中最难处理的位置：既要维护团结，也要敢于把问题说出来。对副职而言，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一味缓冲，而是让该解决的矛盾及时进入组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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