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死后，为诱捕陈璧君，戴笠设了一个大局，蒋介石竟也被当枪使

1945年9月12日下午，广州珠江一带，陈璧君登上一艘汽船时，还以为自己即将乘坐专机前往重庆。她带着秘书，身边还有褚民谊陪同，甚至准备了两筐洋桃，打算送给宋美龄。这个细节很小，却说明她把这次“赴渝商谈”当成了翻身机会。

一年之前，汪精卫病死日本。1944年11月10日，汪伪政权失去了名义上的核心，陈公博接任“代主席”。陈璧君的地位，也随之迅速坍塌。她过去能够在南京颐指气使，靠的是汪精卫的权势，而不是正式官职。

陈公博掌权后，很快调整机构，把陈璧君身边的“公馆派”排挤出去。那些曾经天天登门的人，转眼便少了许多。门庭冷落，对陈璧君而言不只是面子问题，更意味着她失去了调动人事、安排资源的能力。

她没有继续留在南京，而是返回广东。那里是她长期经营的地盘，也有一批旧部和亲信。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3月，广东伪省长陈耀祖遇刺身亡。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弟弟，也是她在广东安插的重要人物，这件事进一步削弱了她的地方根基。

为了保住广东的控制权，陈璧君坚持让褚民谊出任广东伪省政府负责人。褚民谊虽非陈氏本家，却是她的妹夫，关系足够亲近。名义上他是省长，实际上许多事情仍要向陈璧君请示。可此时日本战局已经无法挽回，伪政权的权力，不过是在废墟上勉强维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广东时，陈璧君一度失神，只问了一句：“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褚民谊随后传达陈公博的命令，要求解散伪政府。陈璧君真正关心的，却是自己能否逃过清算。

有人建议她经香港出走，甚至前往海外。她没有接受。按照当时的处境，逃跑很可能直接坐实汉奸身份；况且盟国控制着重要交通线，离开广东未必就能摆脱追捕。她曾放出话来：“我倒想看看，重庆方面能把我怎么样。”

这句话背后，既有强硬，也有试探。陈璧君清楚，自己身份特殊。她是汪精卫的妻子，曾经的“第一夫人”，又深度参与汪伪政权事务。陈公博尚可通过各种关系寻求自保，她却很难把自己包装成普通投敌者。

于是，她主动向重庆发电，希望获得宽待。褚民谊起草电文后，陈璧君嫌措辞不够恭敬，要求重写，还特意加上向委员长夫人问候的内容。电报发出后，她开始等待。对一个习惯发号施令的人来说，这种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几天后，军统局广州站负责人郑介民夜访褚民谊，带来一份电文。电文以蒋介石的名义表示，褚民谊虽“附逆”，但念及早年革命经历，可以从轻议处，并要求妥善保护，送往安全地点。褚民谊看完十分振奋，立即把消息告诉陈璧君。

陈璧君却没有完全放心。她盯着“安全地带”几个字，反问道：“安全地带，到底在哪里？”她不愿离开广州，担心一旦出了自己的地盘，便再也无法掌握命运。可她的请求发往重庆后，迟迟没有回音，时间越拖，她越感到不安。

过了约两个星期，郑介民再次出现，并带来一封署名蒋介石的电文，邀请陈璧君、褚民谊各带一名秘书前往重庆商谈，还称已经准备专机。陈璧君既欣喜又疑惑。褚民谊则劝道：“电报有密码，郑介民不敢伪造。”这番话暂时打消了她的疑心。

9月12日，郑介民带车前来接人。车队出发后，陈璧君发现路线并非前往白云机场，立即喝令停车。郑介民解释说，重庆安排的是美国水上飞机，需要先到江边登船。这个说法听起来合理，她才没有继续追问。

汽船驶离岸边后，郑介民借口另有公务，提前离船，只留下何姓中校负责接送。随后，军官要求检查并收缴武器，还拿出一份新电报：蒋介石因事离开重庆，陈璧君一行暂不便入渝，应先在广州移送至安全地点，等待后续安排。

陈璧君这才察觉不对。她脸色骤变，斥责道：“这是骗局！”她要求返回广州，何中校却没有答应。汽船继续前行，途中又有汽艇前来接应。陈璧君拒绝换船，直到对方拔枪示意，褚民谊才劝她接受现实：“日本已经投降，回去也没有路了。”

换船之后，陈璧君被送到一处私人宅邸，安排在二楼房间内，与女秘书同住。屋内物品齐全，门外却站满武装人员，她不能出门，甚至不能下楼。所谓“安全地带”，实际上成了软禁地点。

这场安排的关键，在于没有直接抓捕。陈璧君耳目众多，若提前得知军统要动手，很可能逃走，甚至采取极端方式。戴笠选择顺着她求援的心理，以蒋介石的名义释放希望，再利用她对重庆的依赖，把人引出广州。

相关回忆材料认为，前后几份电文并非蒋介石亲自发出，而是戴笠方面借其名义布置的行动。蒋介石在这里确实成了一个极具分量的“招牌”。陈璧君相信的，不只是电报内容，更是蒋介石这个名字所带来的权威。

随后，她被押往南京，先后关押于宁海路看守所和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1946年，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她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财产没收。1949年南京解放后，她被继续收押。1959年，77岁的陈璧君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