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站在人群后面,脚底板钉在地上似的。外套还漂着,红的压着蓝的,像两个人挨着睡在水面上。有个念过书的老头说人溺了是要往下沉的,不该漂成这样。这话说得我心里一咯噔,觉得后背发麻,可也说不出哪不对。
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是半下午了。弟弟的胳膊还是捞人的姿势,往前伸着,手指头蜷成一把。弟媳妇的头发散了一河,裹着水草,贴在脸上。有人看了就蹲下去吐,吐完了抹抹嘴,也没说话。四个孩子被人抱在屋里,不让往河边去,可大丫不知怎么挣脱了,光着脚跑到泥地里站着看,眼睛直直的,像不认识那两个躺在地上的人。
我记得清楚,那天谁都没想起来给弟弟买寿衣,是隔壁张婶翻出自家老头压箱底的一套中山装,说先穿着走。灵堂搭在院子里,还没供起来,人已经在商议后事了。老奶奶瘫在正屋的椅子上,手里攥着弟弟的一只拖鞋,是那天早上他出门时蹬掉的另一只,脚后跟的边儿上磨破了一块,露出里面黄澄澄的鞋底。
张婶摇着头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弟媳妇头年就跟大姑姐吵过一回,为的是公婆名下的老宅子,说好了给弟弟传后,大姑姐非说她爹娘偏心,逢年过节回去总要夹枪带棒说几句。上月又吵了一次,为的是弟媳妇娘家来借钱,大姑姐当着人面说弟媳妇是倒贴门的外姓人,爹娘的钱一分都别想漏出去。这些话我听过几耳朵,没往心里去。乡下婆媳兄弟的事,哪家不是一地鸡毛。
出殡那天,大姑姐哭得撕心裂肺,扑在棺材上不起来,指甲在柏木板上刮出白印子。有人去扶她,她甩开别人,头磕在棺材沿上,闷闷的一声响。婆婆叫人把她架走了,她还在喊,说我对不起我兄弟,对不起我弟媳妇,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坐在灶火间,帮她家烧热水,水开了,噗噗地顶着锅盖。我盯着那水汽看了好一会儿,心里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念头,她这话说得太顺了,顺得像她早就排练过多少遍似的。
第三天晚上守灵,人都散了大半,就剩几个至近的亲戚在院子里摞纸钱元宝。我进屋子拿东西,听见隔墙的偏房里有人在说话。偏房里是大姑姐跟老奶奶。
老奶奶的声音像刨木头,一下一下地,我问你,那天早上你去叫你弟媳妇烧锅,你跟她说了什么?
大姑姐的声儿低得像蚊子哼,就说让她起来烧锅,没别的。
老奶奶隔了好一阵没出声,然后说,烧锅用得着把门从外头锁上吗?
我在门外头,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大姑姐的声音变了,您甭瞎想,我锁门是因为猪圈门开了,怕猪跑了。我怕她去追猪,才顺手锁的。
老奶奶忽然笑了,那笑声像砂纸刮锅底,你那兄弟,多少年没做过一次早饭。那天他去河里洗红薯,回来的路上就听见有人喊救命,他扔下红薯就往下跑。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水,他会去救谁?
院子里头的风呼啦一下灌进来,灌进我的后脖子。大姑姐的脚步声急促起来,我听见她踢倒了什么东西,然后是压着嗓子的一句话,娘,这话您永远烂肚子里。那钱,我给您存着呢,一分没动。
我手扶着门框,指甲掐进木头里,掐出一圈白印。那天下午我听见的喊声,现在忽然对上了。有人喊的是救命,有人喊的是名字,还有一个人在喊,别拽我,我够不着底了。那个声音,是弟媳妇的。
后来我回了自己家,没对任何人提这段事。只是从那以后,再看见大姑姐,她总爱把手揣在袖子里,不看人眼睛说话。老奶奶熬过了那年冬天,开春时候走了,走之前把四个孩子叫到床前,一人摸了一遍头,说,往后你们要记着,这世上对人最狠的,往往是嘴上喊着最亲的。她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孩子,看着门外那棵槐树。槐树上栖着一只老鸹,呱地叫了一声,飞走了。
第二年,大姑姐把老宅子卖给了镇上来的一个养鸡的,领着自家男人搬去了县城。孩子们跟着婆婆过。再后来我听说大姑姐在县城又买了新楼,三层的,亮堂堂的。我把这事儿跟我妈说了,我妈正在择芹菜,手顿了顿,一截芹菜的丝络从手指间掉进水池,她说,那钱,怕是买了个人命啊。我看着水池里那截绿色的东西,半天没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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