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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已经超过21亿元,这部潮汕方言电影为何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请听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原汕头大学副校长林伦伦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为我们解读这部电影背后感人的侨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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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原汕头大学副校长林伦伦在演讲中。(图片由“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提供)
《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用侨批作为线索串联起来的电影。但如果不了解广东人下南洋的历史、不了解侨批,你就不能真正理解这部电影。今天,我就来讲讲《给阿嬷的情书》幕后的侨批故事。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
信就是信,汇款就是汇款,为什么会叫“批”呢?
“批”来自闽南话,原义指的是信件。寄信叫“寄批”,收信叫“收批”,从海外寄回家乡的信叫“番批”。潮语里的“批”不简单指信件,更多的是指带有汇款的信。江门侨乡一带更是直白地称为“银信”,就是钱和信放在一起的意思。
为什么闽南话会把信件叫作“批”呢?我搜索了一下,大致有四种理由。第一,它可能是分批、成批寄出的意思,一包包或者一箱箱从海外寄回来,所以叫“批”。第二,这些批的批封上都有批局的批字,批写、批字于信上,所以叫“批”。第三,指批条,因为取批款的时候需要凭批条。第四,它是外语译音词。它可能是英语post、西班牙语postal的译音词,本义就是信。我本人比较倾向于第四种说法,因为在潮州话或潮汕话里,由外语而来的译音词很多,它们本身就是华侨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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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侨批。(新华社发)
有件事很有意思:很多侨批被集邮专家收藏,这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集邮类别,叫“侨批邮集”。因为侨批本身贴着邮票、盖着邮戳和信局印章,天然带有邮政史料价值,所以被作为重要藏品来收藏。我小的时候,集邮的人来买批,大概一封批几毛钱。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汕头图书馆工作收集侨批的时候,一封批要几十元钱。没想到,后来侨批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大。
2013年,广东、福建两地携手征集了十几万封侨批,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在这份《世界记忆名录》的证书上,同时写有“侨批”和“银信”两个名字——这段曾散落于千家万户的民间记忆,由此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遗产。
『最早的侨批往来靠水客』
在侨批局产生之前,侨批往来主要依靠水客。
所谓水客,就是往来于海内外做小量买卖并替侨民传带款信的人。18世纪初,就有水客来往于南洋、美洲和闽粤两省的口岸之间。广东澄海籍作家陈跃子在《海天片羽:潮汕侨批史话》中这样写道:“1786年,吧城(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已经有水客经营侨批业。”
最早的水客在汕头的樟林古港坐红头船到暹罗(今泰国)或其他国家,每年只有一两趟往返,因为靠季风才能到达东南亚地区。去时带一些土特产,像红糖、茶叶,回来时带些当地的大米,顺便帮下南洋的人把批款带回来。水客基本上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不是宗亲就是乡亲,熟门熟路,可信度高。水客的经营周期为3个月至半年,通常在端午节、中秋节或春节前送达,一般收取百分之几的手续费。专业水客则不做其他生意,专事送批,周期较密。
《潮州市志》中这样记载:“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加坡有潮籍水客200人,各有其比较固定的营业区域。清同治六年(1867年),汕头港始通轮船,水客每年来往3次,带来侨批,带出回批,循环往返,相沿至今。”
我太太的老叔公陈光升,当年就是一名水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人,他哥哥去世后,他养大了嫂子的3个孩子,自己终身未婚。临终前,家中长辈特意为他留下小传,叮嘱“不能忘记这个人”。他唯一留下的东西是一根扁担。水客往往就用这根扁担挑着这边的货物去那边卖,挑着那边的货物回来卖,有时也用扁担挑批。因此,这根扁担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批担。
中国学者陈礼颂于20世纪30年代在家乡广东潮州所做的田野调查显示,“全盛时期,潮汕地区的水客数以万计。汕头曾经设立有南洋水客联合会,上个世纪30年代会员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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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发祥批局”牌匾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潮汕唯一侨批局牌匾。(图片由作者提供)
『星罗棋布的侨批局网络』
后来,逐渐出现了民信局和侨批局。
民信局专门传递信件,不要求收信人复信,也不负责带款。侨批局则负责投送有款之批。款随批行,凭批面所写寄款多少取付;每批必收回批,作为收批、收款的依据,向委托人反馈。有一种批叫“平安批”,是每个下南洋的人往家里寄的第一封信。一上岸,不管有钱没钱,你都要先往家里寄一封“平安批”。多数是先寄批,后付款。也就是先借两块大洋寄批,以后打工赚钱再还。
目前所知最早的侨批局是在新加坡创办的“致成信局”,它是海内外首家潮帮侨批局。1822年,澄海人黄继英赴新加坡,在印度人的织布厂打工。1829年,他得到资助创办了“致成染坊”,为了方便员工及同乡华侨通信,他开始自己派水客带信款回乡。1835年,“致成信局”正式成立,专门办理侨批收寄与派送业务。目前,“致成信局”在澄海的分号遗址依然留存。
侨批局的经营方式是承汇—解款—送批—回批。批局继承水客特点,可以上门收款,批款寄达后送款上门,服务到家。另外,所有批信均以亲属称谓作为收批款人而不具姓名,从汇款人、收款人到送批人,如非乡里亲友,是无法送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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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再和成伟记批局旧照。(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红头船年代,船靠风力航行,一年一往返。1845年,新加坡已经有轮船通行香港,每月一班,航期一周,香港成了批信局的中转站。有这样一首民谣:“洋船到,猪母生,鸟囝豆,拕上棚;洋船沉,猪母眩,鸟囝豆,生蛄蝇。”这是用潮州方言写的。意思是,这条船来了,批款到了,说不定过番的男人也回来了,家里皆大欢喜。如果这条船沉了,家里的一切也就没有指望了。
随着出洋者不断增多,侨批局逐渐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网络。调查显示,1935年,汕头邮政局领有执照的批局共110家,其设立于海内外的分号有790家。1946年,东南亚各国的潮帮“批馆”“批局”达450余家,仅曼谷一地就有130家。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汕头民间侨批局寄出的回批达129万封。送批款的手续费也从水客时代最高约10%,逐步降至批局时期的2%至3%。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寄信线路,而是一个连通海外华侨与家乡社会的跨国民间汇兑网络。
至1976年底,整个侨批业系统正式归口中国银行。汕头成立了侨汇服务社,一直运营到20世纪末。
『一纸云笺两地情』
那么侨批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呢?学界泰斗、国学大师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他对侨批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称其为“海邦剩馥”,意为“海外侨乡残留的芬芳”,用来形容侨批这份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我总结了一下,侨批的重要价值大致有五个方面。
第一,侨批是潮汕侨乡的生命线。
每一封侨批的背后,都藏着迫切的家庭需要。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男人挤到柜台前,急着寄钱回家赎女儿。这一情节来自1947年3月8日的一封真实的侨批。泰国华侨杨捷寄回5万元国币要家人赎回被卖的女儿,可惜这封救命的批信辗转两个月才到家,家人赶到福建寻找女儿时,孩子已不知所终。这真的是一封揪心淌血的侨批啊!
研究潮汕经济文化的民国学者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一书中这样写道:“潮梅经济命脉,悬于南洋批汇。”用潮汕人的口头话说,“番畔钱银唐山福”。番畔寄过来的钱,就是唐山家乡人民的幸福。这里的“唐山”是海外华侨对家乡、祖国的称呼。
有这样一组数字:新加坡每年寄到潮汕地区的侨汇,1919年为572.5万元,1926年为915.6万元,1927年为728.9万元,1931年为712万元。据《潮州志》记载:“潮汕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战时侨批梗阻,则百业凋敝,饿殍载道。”
1938年,仅汕头邮政每月接收的批信就有约18万件。每一封批信的背后,都可能是一家人的饭钱、药钱、孩子的学费或修补漏雨屋顶的钱。侨批不仅是家书,也是海外游子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凭证——这是它最朴素也最有分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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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第二,侨批是两地亲人互诉衷情的家书。
侨批其实就是诉说家长里短的家书。在电影中,木生写给淑柔的信充满着浓浓的诗意。但实际上,到南洋去讨生活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苦出身,没读过多少书。很多批都是通过侨批先生来写的,所以内容大多很实在。
我在汕头侨批文物馆曾经见过一封侨批,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难”字。这是印度尼西亚华侨陈君瑞1927年寄回唐山的批,作者还附了一首惆怅万分的诗词,写尽了华侨思乡思亲之痛:“迢递家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
第一个把侨批称作“情书”的人是著名文学家秦牧,他也是潮汕人。秦牧的短篇小说《情书》中,生动描写了留守妇女荣嫂与写批先生的对话,把一个巴不得把家里鸡毛蒜皮的事情以及对丈夫的思念全部诉诸批信的潮汕妇女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
南洋商业银行创始人庄世平对侨批的认识非常深刻,他的爷爷就曾开过侨批局。他说:“数以千万计的侨批,渗透着海外侨胞的血泪和汗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故里的一片深情,昭示着他们对自己亲友的关爱。与此同时,家乡的亲人通过回批来通报家乡及亲属的情况。批信的往来,促进了两地对各自社会、经济生活的相互了解,也增强了凝聚力。”
『侨乡发展的驱动力』
第三,侨批是侨乡社会经济发展之能源。
如果没有华侨,潮汕的发展轨迹将完全不同。华侨是潮汕地区近现代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华侨投资给汕头带来了第一封电报、第一条电话线、第一盏电灯,还有村里的公路、桥梁以及兴建的学校、医院。可以说,没有一个县没有华侨中学,没有一个县没有华侨医院。
据统计,1889年至1949年间,华侨在潮汕投资企业4062家,投资额达7976万元。新加坡华侨在汕头创办“福盛行”、越南华侨创办“和祥行”为最早。1903年,印尼华侨张榕轩募本300余万元创建潮汕铁路公司,接着,轮船公司、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相继投资创办。
1877年,新加坡潮侨吴庆腾在家乡银湖乡创建“指南轩”和“爱日斋”两所书斋,高薪聘请名师开办私塾,教育宗族子弟。自此,华侨捐资兴办的学校陆续出现。
侨批业,说到底其内核就是金融流转,其载体就是商业贸易。汕头正是因为华侨才成为粤东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港口吞吐量曾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广州,商贸额在全国排第七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四,侨批是华侨重情义讲诚信的证明。
侨批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潮汕人恪守信用的优良传统。
最能证明潮汕人讲信用的,是一种叫“口批”的侨批。春节、中秋临近,远在泰国的侨胞想往家里寄10块、20块钱,身上却一时没有现款。侨批局经营者会先替他把钱送回家,等寄批人发工资或等家人收到批款后再来归还——没有借据,只有一句口头托付。这就是“口批”。
其实在那个年代,无法查核,也没有监督机制。侨批的这套看似不可思议的运转,是完全建立在信用和情义基础上的。亲情、乡情、族规和个人名誉共同构成了一套民间信用机制。从有文献记载的晚清,一直到我见到的最晚的1993年侨批实物,侨批系统长期运转,极少有明显侵吞批款的记录。
『抗战时期的家国守望』
第五,侨批是华侨爱国爱乡的告白书。
抗战期间,回国参战的广东籍华侨有4万多人,海外华侨纷纷用寄回的批款支援抗日。1939年,国民政府的军费支出为18亿元,而这一年侨胞的捐款和汇款达到11亿元。
抗日英烈蚁光炎是广东澄海人。1945年,泰国成立“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会”,蚁光炎任会长,成立伊始即筹款100万泰铢捐给潮汕家乡。蚁光炎后来不幸被日伪枪杀。在海外著名侨领中,蚁光炎是第一个为祖国而牺牲的抗日英烈。
1938年9月,泰国华侨苏君谦、郭子纲、黄奕三人刚到海外,收入不多,仍凑出200元国币,批款送回村后,托朋友转交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收悉后郑重复信,称赞他们“爱国热忱,殊堪钦敬”,并告知款项已遵命转交延安“抗大”与陕北公学,信末由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谢。
1940年,华侨子弟陈子谷赴泰国募捐,得款6万元后,他又毅然变卖在泰国的家产,将总共26万元全部汇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这笔钱刚好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经费。回国后,他又赴皖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新四军军长叶挺专门为他书写了“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条幅,并说:“革命胜利后,我们应该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
爱国精神还体现在一封封侨批上。抗战时期,批信的信笺上印着“还我河山”的口号;“九一八”事变后,批封上盖着“同胞快醒,实用国货”的印章;抗美援朝时期,信纸上又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的批局每汇1元,加收2分钱“批捐”,积少成多,汇作抗日救国经费。在《烽烟侨批:抗战时期的家国守望》一书中,收录了数百封泛黄的批信,这些纸页保存着普通侨民投身民族救亡的真实证据。
从替父母、妻儿寄出一笔生活费,到为家乡修路、办学,再到把积蓄送上救国前线,侨批的价值沿着“爱家人、爱家乡、爱祖国”的路径层层展开。那些薄薄的纸张告诉后来人:所谓宏大的历史,常常就藏在一个人寄回家的几块钱、一根挑过山海的扁担和一次不问回报的选择里。
为什么《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潮汕方言电影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答案就在侨批里,因为侨批里写的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凝结的是中国人对家庭的责任、对故土的深情和对国家的担当。
原标题:《侨批为什么那么感人?因为它是华侨爱国爱乡爱家的告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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