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文吉儿：写作，是我与18岁的迷茫和解的方式

在她笔下，大学不是被符号化的过渡期，而是“最贴近成为自己”的阶段。身兼作家、编剧、客座教授、文化大使多重身份，她却说只有“作者”这个身份像睡觉时穿的棉袍，最贴身。近日，文吉儿接受新京报专访，聊续写“一起长大”系列的契机、虚构中如何守护“真”、影视化改编的取舍，以及一个写作者与18岁自己的和解。

从“约定”到“我们”：在而立之年平视青春

新京报：你的上一部作品《一起长大的约定》聚焦高中生活，而新书《一起长大的我们》则把时间线拉到了大学及之后。从“约定”到“我们”，这个书名的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心境转变？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续写这群人的故事？

文吉儿：我有一个“一起长大”的系列IP。在《一起长大的约定》中，是仰望未来的视角，在校园里仰望天空，看着大树茁壮成长，去幻想未来的一切会是什么样子。而《一起长大的我们》更像是在而立之年回望过去，或者说站在青春旁边去平视那段时光。

为什么我会想写大学？是因为这个阶段经常在青春文学中被符号化，但它其实是每个人最贴近成为自己的那个阶段的我觉得这段是很值得纪念的。

新京报：书中主角叫“安吉儿”，据说这源于大学时大家对你名字的误称？

文吉儿：（笑）我叫文吉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的时候周围很多人都会叫我安吉儿。在书中，我后来慢慢感觉安吉儿好像成了一个线索，打开那段记忆的一把钥匙。作为创作者而言，坦白说我在写作中也会有些自我挣扎的部分，其中的亲切感源于那的确是我生命里非常热烈的那些年，但矛盾的是，我也需要把那些年所有的不勇敢和迷茫都赤裸裸地在故事中展现出来。

新京报：作为一部横跨12年的故事，书中涉及代际沟通、个人理想与时代洪流。在你看来，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课题”和上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文吉儿：我想我们这一代在成长中面临的课题更多是意义与选择。因为我们是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在互联网上看过太多不同的人生样本，所有信息已经告诉我们如果选择其中某条路，那么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先搞清楚我们到底是谁。

新京报：有媒体评价你的文字有“南派青春文学”特质——不刻意制造冲突，而是用环境渲染情绪。你也曾说起你心中“文学的底色一定是'真'”，那么在虚构小说里，如何去守护这种“真”？

文吉儿：我非常在意情绪逻辑的真实。我们在青春中虽然经历的具体的事件可能不同，但有些情绪和感受是可以同频共振的。我在创作笔下的人物时，一个依据是ta的情感逻辑是否真的支撑ta做这些事情。比如我写一个误会，我可能不会写下大雨，或者车祸这样的大冲突，可能就是一顿沉默地吃饭，或者一个没有解释的转身。我会用这样的留白。

事件给人的感受可能是宏大的、磅礴的，但到最后真正扎到我们心里的，其实都是些很微小的东西。所谓的南派文学可能都更习惯用一些细腻的笔触去描绘更直击人心的碎片化的瞬间。

新京报：从《一起长大的约定》网剧的编剧/出品人，到新书《一起长大的我们》的诞生，这个IP实现了影视与文学的联动。在改编过程中，你是如何平衡原著“粉丝”的期待和影视化必须的取舍的？

文吉儿：文字是纸的根须，但在影视化这个过程中，它不是直白的翻译，而是移栽。在把它移栽到另一片土地的过程中，注定要剪掉一些不适合这片土地的部分，让它有新的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取舍，我觉得核心还是“守其魂，舍其形，不违背于心”。

从作者到总编剧，其实我也会有些矛盾。一方面，我是这个作品的母亲，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去当这个作品的医生。我会养成很谦卑的心态，一旦它面对很多读者观众之后，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东西了，是我们所共有的语境。我相信读者在重新看这个故事时，大家也是很爱护作品的心态。

举个例子。比如我在改编《海上升明月》时，小说比较天马行空，更偏向二维，而到了影视的三维世界，原本用台词交代的东西，可能会替换成用环境来交代，甚至演员今天穿的衣服的颜色、镜头的打光，这些都是会“呼吸”的。

《一起长大的约定》剧照。

多重身份之间，只有“写作者”是贴身的棉袍

新京报：你拥有作家、编剧、客座教授、文化大使等多重身份。在这些“斜杠”背后，哪个身份最能让你感到“做自己”？这些经历是如何反哺到《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创作中的？

文吉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过一种怎样的人生，这个命题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去体验不同角色，所有这些故事最终都会变成我生命的注脚，变成作品中的某个细节。其实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会有很多身份，所有的身份就像在同一个晚上，有不同的几片月光照进了同一扇窗户。每一个“我”从不同的十字路口朝我走来，最后我们在某一个原点会合，会合之后，她们变成了“文吉儿”，在一起往下走。这些可以说是我创作中归因的部分。

创作说到底，最后都面临在主客体身份之间转换的问题。目前对我来说，所有这些身份都像白天穿的各种衣服一样，但晚上回家后，只有“作者”这个身份属于我自己，它就像睡觉时穿的棉袍一样，很贴身。它也许不一定很华丽，但只有它确实一直陪着我。

新京报：你说写作是你与过往时光、曾经的自己好好道别的方式。写完《一起长大的我们》，你觉得自己与青春里的哪些遗憾真正“和解”了？

文吉儿：“和解”的部分是那些18岁的迷茫。我不会和18岁的自己讲：再勇敢一点。因为我在18岁时已经拼尽全力给当下的问题最好的回应了，那就是我当下的智慧。

新京报：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今的你会对那个18岁的自己说什么？

文吉儿：（笑）没关系的，在很久以后，你会把这一切都写成一本书来纪念的。

新京报：这本书的宣传语说“让一本书陪你从18岁走到28岁”。如果此刻正在经历迷茫的年轻读者恰好读到这本书，你最希望传递给他们的一句话或一个信念是什么？

文吉儿：不要害怕迷茫，现在你脚下每一次的摇晃、没有站稳，都是为了未来站稳脚跟积蓄能量。

新京报：最后，可否分享给读者，你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什么？它为什么吸引你？

文吉儿：最近在看曾国藩的《冰鉴》。“如冰般明澈，方能鉴人鉴己。”虽然看起来这是一本观相的书，但观相之外更要看其神。其实作者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很多作品中都在尽力塑造一个人物的神韵，除皮相和骨相之外，一个角色的精神内核是什么。用文字观人，用故事鉴心，这是我读这本书所感受到的意义。

采写/申璐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