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往婆婆房间走,还没推开门,就听见走廊里传来一声奶声奶气的叫喊——
"大,你来啦!"
我脚步一顿,手里的碗差点没拿稳。
那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圆脸,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小棉袄,正张开两条短胳膊往我男人陈建国身上扑。陈建国蹲下来,顺手把孩子抱了起来,动作自然得像做了一千遍。
我站在那里,心跳漏了半拍。
事情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婆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做了手术,出院回家还得卧床养着。我和陈建国都要上班,家里没人照顾,婆婆又是个倔脾气,不肯去养老院。陈建国说,请个保姆吧。
保姆叫刘桂芝,四十出头,河南人,说话带着浓重的中原口音,人看着老实,手脚也勤快。第一天来,把婆婆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婆婆当天晚上就跟我说:"这个人,行。"
我也觉得行。
可我没想到,刘桂芝来了没几天,就把她儿子小虎也带来了。她说,孩子他爸在工地上出了事,腿断了,老家没人带孩子,实在没办法。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眶红着,声音哽着,我心一软,就点了头。
小虎这孩子,倒是乖巧,不哭不闹,就是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见过太多大人的难处,比同龄孩子老成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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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声"大",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
我没有声张,端着粥进了婆婆房间,把门带上。婆婆靠在枕头上,见我来了,笑了笑:"建国来了?"
"嗯,在外头呢。"我把粥放下,声音平稳,自己都佩服自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陈建国的呼吸均匀,睡得死沉。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那声"大"一遍一遍地转。
我们结婚十二年,没有孩子。不是不想要,是要不上。这是我心里最深的一道疤,轻易碰不得。
第二天,我趁陈建国上班,把刘桂芝叫到厨房,开门见山:"桂芝姐,小虎叫我男人什么?"
刘桂芝愣了一下,随即搓了搓手,叹了口气,把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小虎他爸在工地出事之后,一直卧床,脾气也变得暴躁,动不动就骂人。小虎被吓着了,见了男人就躲。来这里之后,陈建国有一回下班早,见小虎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就蹲下来陪他说话,还买了个小玩具车给他。小虎那天晚上悄悄问刘桂芝:"妈,那个叔叔,我能叫他大吗?"
刘桂芝说,她当时没敢答应,可小虎第二天还是叫了。
"陈先生没有拒绝,"刘桂芝低着头,"我知道这样不合适,对不住您……"
我站在那里,鼻子忽然就酸了。
那天中午,陈建国回来吃饭,我把这件事说了。他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我没有不好受。"我说,声音有点哑。
"你有。"他看着我,"我也有。"
我们沉默地坐着,窗外的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
后来,陈建国说,他第一次见小虎坐在院子里,想起了我们那个没能来到世上的孩子。那年我怀孕三个月,没保住,是个男孩。我们谁都没再提过,可谁都没忘。
"我就是陪他说说话,"陈建国说,"没别的意思。"
我知道。我一直知道。
只是有些伤,不需要理由,就会疼。
后来,小虎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直到刘桂芝攒够了钱,带他回老家上学。走的那天,小虎抱着那辆小玩具车,站在门口,叫了我一声"阿姨",又叫了陈建国一声"大"。
陈建国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
我转过身,假装去厨房倒水。
眼泪这东西,有时候不是因为悲,是因为心里某个地方,被人轻轻碰了一下,碰到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于遗憾和温柔的东西。
生活就是这样,有些缺口,填不上,但偶尔会有人路过,带来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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