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获环球影业历史最高票房，再评《奥德赛》：启蒙的“反思”、命运的“悲剧”与神话的“原型”

诺兰执导的史诗片《奥德赛》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6.8亿美元，超越2015年《侏罗纪世界》，登顶环球影业114年影史票房冠军。环球影业近期通报，影片全球约收16.77亿—16.85亿美元，其中北美6.01亿、海外10.83亿；按后续周末预估，总计约16.85亿，并跻身全球影史总榜第12。

此前环球榜首为《侏罗纪世界》16.71亿，其后为《速度与激情7》15.2亿、《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13.6亿。《奥德赛》全片采用IMAX 70毫米拍摄，依托巨幕与实拍视效拉动溢价，IMAX成为影史最卖座影片；同时在45个海外市场创环球单片纪录，包括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印度、韩国等。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编导，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Odyssey）近期在全球上映。这部希腊文学作品传颂千年，作为一部伟大的鸿篇巨制，在诺兰的重新诠释下也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

《奥德赛》的故事原型可以追溯至迈锡尼文明时期，它要远远早于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轴心时代”，也大大先于基督教诞生的年代。那是远古的神话时期，奇幻景象中的象征主义，蕴含着原始宗教的色彩——残酷无情的自然之力面前，人类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于是建构起神灵乃至信仰体系。自然世界的神秘莫测，不可驾驭，人生的变幻无常、变动不居，让古希腊人将奥林匹斯诸神视为掌控世间万物命运的神祇，自然界的一切都传递着神明的旨意，而人类则必须对万物产生敬畏，不可违抗神灵的意志，这种泛神论意识蕴含于古希腊文明的史诗、神话、寓言叙事之中，同时又衍生出希腊人特有的“宿命观”。

回望史前文明的石器时代，历经百万年演进，从狩猎巨兽到驯化牲畜、从采撷果实到播撒粮种、从游牧迁徙到扎根大地、从刀耕火种到构建部落，人类文明的“黎明”仿佛在无尽的“昼夜交替”“四季轮回”“循环往复”间，开启了“全新”的纪元——他们从万物生灵中脱颖而出，通过制造新的工具（科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驯化自然，人的意志和力量逐渐“内化”于世间万象——他们打磨石器重塑万事万物，运用语言符号开展彼此交流，利用自然力量（火）驱赶猛禽野兽。渐渐的，理性的自利消解了氏族的公利、无尽的渴望异化为贪婪的欲念、本能的恐惧扭曲成嗜血的暴力、道德的良知囚困于权力的牢笼。理性的人类宣告了“人的觉醒”，他们试图作为万物的尺度，让自身与大千世界间产生一道隔膜。

人类将自然界同自己割裂的同时，也不断区隔自身族群。彼此对立的“主体”-“他者”、“中心”-“外围”概念，也隐现在几千年前的历史幽魂之中——王室、贵族、平民、奴隶——荷马时代前的古希腊文明已经印刻下从氏族部落过渡到奴隶社会的阴影——拥有权力、财富乃至名望的首领与众生之间构筑起一道彼此隔绝的“高墙”，氏族“共同体”的解体意味着阶层区分的开始，这不仅是物理上筑起的“区隔”之壁，更是人与人精神“疏离”的隐喻象征。

人们尝试掌控自身命运的动因，源于自然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引发的畏惧。这种本能的求生欲在得到满足后，生存的恐惧演化为欲壑的难填。他们将自然界纳入“人化”的世界，原始物质积累和社会分化便由此开始，将世间区隔为“我们”和“它们”、“主体”与“他者”。人类自恃为高级动物，他们认为牲畜是愚蠢的、低等的、无意识的、遭奴役的，然而，人类难道不是如此吗？《奥德赛》中食物是人类饕鬄的象征，也是人们内心欲望的投射：饥渴演化成贪婪、征服伴随着掠夺、欲念蕴育着奸淫，这种从求生欲发展而来的“动物性”，展现出人类对嗜血暴力的崇尚，它最为极端的体现，便是战争，而《奥德赛》也是继《敦刻尔克》（Dunkirk）、《奥本海默》（Oppenheimer）后，诺兰最新一部反战电影作品。

某种程度上，诺兰的《奥德赛》试图解构几千年来，尤其是近代启蒙时期后，西方思想界对古希腊文本意义的阐释。我们先来看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则戏剧中的盗火者被启蒙思想家视为人间英雄，他让凡人从神祇那里取得火种，继而掌控自身命运。这在教会宗教和王权统治的中世纪后，具有划时代意义——人本主义感召人类摆脱既有压迫与束缚，从信仰至上的年代转向众生平等的时期，从”彼岸“的来世转向”此岸“的现世，从宿命的无力感转向世间的支配感。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科学主义旗帜下，“大写的人”诞生意味着人类自身的与众不同，进步主义的价值理念，最终化作人类“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

同样的，长期以来，利用特洛伊木马攻城的举动，也被视为人类理性、智慧、勇敢的象征，而善恶二元的彼此对立、理性观念的尊崇至上、神祇名义的正义之战，则在层层意识形态导向下，建构起正统的，对于《奥德赛》文本的阐释。诺兰的《奥德赛》解构了这一阐释：阿伽门农用自己的女儿祭奠神明，赋予战争神圣性、合法性、正当性，他的无情之举招致妻子的愤恨。战争的胜利并不会带来荣耀与荣誉，而是引发仇恨、痛苦和死亡；以神祇之名，对异族发动战争是正义之举吗？奥德修斯的“木马计”让战争始作俑者和施暴者将自身藏匿在神圣的祭品内，为了最终战胜异族这一目标（表面上是以神灵的名义发动战争，实则是人为制造的对抗冲突），不惜让无权力者充当诱敌的“诱饵”，奴隶西农不仅遭受过奴隶主的欺辱，更遭到最信任之人的欺骗，阵亡于奥德修斯的理性“计谋”之中，这样的举动亵渎神灵——“神圣”背后隐匿着“私欲”、潜藏着“欺骗”、蕴含着“暴力”，这不是神明的旨意，人性的沦丧在此化作理性的狡诈，由它引发的战争带来无尽的侵略、杀戮、奸淫，造成无数人的痛苦、死亡、受难，战争放大了人性幽暗的一面，胜利者和落败者都被权力和战事所奴役。以神灵的名义发动战争，实际上是弑神的举动，是对文明的亵渎，也是对生命的敌视。历史“正统”叙事，或许不过是后世征服者将其“美化”的结果，凡人对战争道德的控诉却不见其间。

在解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进步主义这些当代价值观念的同时，诺兰版《奥德赛》也蕴含着古希腊悲剧的色彩，与后世西方哲学推崇理性不同，电影《奥德赛》的叙事向观众诠释着这样一种主题：恰似预言所述那般，奥德修斯越是想通过人间力量（人的理性、勇敢、计谋）抗争命运、挽救同伴，就越陷入无力的苍茫感之中，悲剧命运的自我实现，如同俄狄浦斯王那样，越是想洞悉弑父夺位的真相，就越深陷命运的泥沼，最终发现自己即是弑父真凶。人类通过理性、启蒙、科学掌控自身天命、洞悉“真相”（人类自认为的“真相”，或许是用语言阐释的所谓“真相”），终将也会被宿命囚禁于“牢笼”内，继而坠入无尽深渊。影片《奥德赛》让观者体悟到古希腊悲剧带来的宿命感、无力感，隐喻人类同不可掌控的自然、异己、社会的冲突、对抗和斗争，最终被冥冥中不可抗拒的“命运”所吞噬。

《奥德赛》中，所谓的光明与黑暗总是如影相随——智慧的决定蕴含阴谋的诡计、高尚的情操伴随卑劣的行径、无畏的勇气产生无尽的罪恶，人类的复杂性体现在这一叙事中，犹如宗教般的灵魂洗礼，将痛彻、恐惧与怜悯蕴含其间。命运悲剧让观众体悟到精神、灵魂、情感的升华，体验到严肃、悲壮、崇高的存在。他们意识到人类终归不是万物的尺度——理性只能认识到自然、社会、宇宙的一部分，总有一种高于个体、高于自身、高于人类的存在——它或许像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悲剧的诞生》所述那般，是悲剧蕴含的日神（阿波罗）精神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结合，也可能是宗教信仰等某种精神力量的寄托，或许还可能是自然现象或超自然体验，亦或是人类无法认知、感悟、言说的某种神秘存在。

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僭越神明，认识到普遍真理。宗教中的神灵作为全知全能的存在，代表了永恒、统一和不朽。诺兰的《奥德赛》也表达出这种宗教般的神秘主义，对于永恒、统一、不朽的向往和追求，而片尾奥德赛的悔过，则蕴含着后世基督教的救赎之意。

这种救赎不单是奥德修斯本人的心灵忏悔，同时也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警钟与鸣世：诺兰的《奥德赛》不仅展现出古典时代战争暴行的屠杀，也从侧面反思历史上宗教冲突、文明之战带来的无尽战乱，进而深入批判近代殖民主义时期发生的种种暴行——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通过海路踏上非洲、美洲、南亚、远东大陆，他们先后征服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海洋文明，曾让环绕地中海的城邦和帝国，化身商业、贸易、航运中心，无畏的冒险与未知的探索化作西方人的精神特质，绵延至今。中世纪后期，为了摆脱拜占庭长期垄占中亚、西亚的陆上商贸线路，以及脱离对地中海贸易的长久依赖。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后开辟出抵达非洲西海岸，美洲大陆，乃至印度、中国的海上航路，从此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

殖民者的到来并未给“新大陆”和亚非拉文明古国的人们带来希望、幸福与进步——他们一手拿着《圣经》，另一手握着枪炮，以神祇的名义开展侵略和殖民，所到之处奸杀淫掠、生灵涂炭、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对无尽财富的向往、对黑奴贸易的渴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征服之地被彻底“同化”进西方殖民者的世界秩序之中。《奥德赛》中所述的“海上来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仿佛就是以海洋文明为依托，现代西方殖民者的隐喻和写照。

《奥德赛》是一部流传千年的宏大叙事，其精神内核同时也蕴含现代元素，尤其是诺兰改编的版本，关照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潜伏着当代社会的精神梦魇——战争造成的屠杀，让冥界大地遍布亡灵的诅咒，令罪人的内心深负道德的谴责；卡吕普索的领地，让英雄的心境充满无尽的欢愉。战争冲突的创伤在时空永恒的美好中，貌似渐渐消逝，然而，极端的痛楚、自责，亲人的耳语、等待在奥德修斯的断片记忆中若隐若现，外在的痛苦内化于心灵的深处，面对文明的沦丧、人性的堕落、精神的崩塌、希望的毁灭，如何重新面对破碎的世界，不管是对于史诗的英雄，还是当下的凡人（面对地缘冲突下的宗教、文明战争（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同时也身处越发极化、身份政治、“部落化”的世界），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问题。

破碎的时空观不仅体现在诺兰《奥德赛》的文本中，也蕴含在其叙事结构内。诺兰是一位电影叙事大师，他通过蒙太奇，运用非线性叙事与碎片化拼接，将时空分割和重构，赋予影片复杂的层次与结构，进而引发观者思考和思索。早期独立影片《记忆碎片》实验性的时空叙事，让观众耳目一新，可谓视听形式上的独辟蹊径；而颇具争议又极富实验色彩的《信条》，则让观者体悟到时空回转、共时、循环等纵横交错之感，极大拓展电影表达语言和表现形式，虽在票房上未获成功，却不失为一次大胆、前卫、先锋的艺术实验；这次的《奥德赛》，诺兰仍通过碎片化的蒙太奇构筑影像断片，通过多角色画外音叙事，多视角、多时空、多元化呈现故事结构、主题与内涵。他将意识流画面、流转的时空、碎片的叙事相融合，让观众沉浸在创作者构建的光影“米诺斯迷宫”内——片中奥德修斯的“记忆碎片”不仅是他过往追忆的断片化呈现，战舰残骸更蕴含导演本人对当代社会的隐喻——分裂、极化、动荡、人性沦丧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此起彼伏、权力的争斗暗潮涌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然丧失曾经的羁绊，旧时的规则已被世俗的凡人所打破，人类如何在这片精神的废墟焦土、残垣断壁中重建意义和价值？

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原点，《奥德赛》可被视为这一文明“破晓黎明”的曙光。著名媒介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论曾将媒介变迁划分为三个时代：“部落化”“脱部落化”“重新部落化”——远古年代村落间的口口相传，《伊利亚特》《奥德赛》的故事原型开始在希腊的部落中流传，逐渐的，口头的讲述日益被文字的符号所取代，部落逐渐被城邦代替。古风时代，各种历史断片、神话传说、寓言警示，陆续被编篡成文字文本，也因此将语言背后的意义、价值凝聚其间。千余年后，古腾堡印刷术诞生，文本得以快速复制、传播、传承，这一“脱部落化”过程，让普罗大众阅读到《奥德赛》这部经典，也让其间蕴含的意义延绵至今，精神的“共同体”由此逐渐形成。如今，“重新部落化”的进程，并未如麦克卢汉所愿，世界没有形成“地球村”，而是在政治极化动荡、阶层分化加剧、科技大举跃迁中，区隔在各自的意识形态、身份政治“部落”之中，走向分裂和对抗。此刻，更需要人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那些有关人性、战争、英雄的哲学命题。或许人类需要从神话、传说、寓言中寻找答案、寻觅方向、寻求指导，而导师（指引者）这个英语单词“Mentor”恰恰来自于《奥德赛》，而他就是奥德修斯之子忒勒马科斯的恩师——门托尔（古希腊文：Μέντωρ，英文：Mentor）。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今日的世界呢？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从远古的历史中寻觅答案？神话的影像化再现，正是通过电影来实现的。当下，诺兰将《奥德赛》这部史诗搬上大银幕——影片并未单纯展现宫廷权力争斗与战争杀戮场景，在这里，自然被赋予泛神论的神性，人类远古神话传说因此借助光影力量开展表达，这正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原型”理论的银幕再现——神话不仅仅是原始人类的想象与幻想，它更反映了人类诞生之初精神世界深处的“潜意识”——巨兽的恐惧、神祇的狂怒、渎神的惩罚（宙斯的雷电、波塞冬的巨浪）、祭典的神圣、通灵的巫术……人类千百年来的“集体无意识”，赋予这些“超自然意象”符号以特定的象征、意义与情感，通过巨幕的声光、视听（画面、音乐、音效等）表达，让现代人体验到灵魂深处那最为原初的人性之光、情感之源、力量之本……

《奥德赛》的“归来”主题，作为英雄史诗的重要母题之一，镌刻在各种神话传说之中，其文本通过诺兰的重新诠释，让人们试图回归历史原初的起点。英雄人物再次回归故里，并不意味着心灵的复归。诺兰的反战精神，通过《奥德赛》中战争的残酷让观者刻骨铭心——战乱使人心异化、摧残和扭曲，心灵创伤无处不在。我们从《指环王》中也能体会到类似的反战情节（《指环王》作者J.R.R.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壕中亲眼目睹身边战友战死疆场）——人类的肉体与精神在暴力的战斗中惨遭蹂躏和毁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神圣契约与相互羁绊、彼此信任也不复存在，而战乱带来的欺骗、猜疑、妒忌，也令人类道德、伦理、意志饱受煎熬。诺兰在《奥德赛》中反思、批判战争的行径，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反英雄的英雄人物。奥德修斯的英雄之旅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发展是单向度的进程，人们无法复归那个更为文明的远古时代，犹如历经世事的个体体悟到永恒美好终究不复存在，他们的记忆已然模糊，家园的轮廓日趋晦暗，然而，人类仍然可以从经典文本的背后收获思考的力量。如果他们能从历史的沉浮往复中，探寻到某种怜悯、谦卑、忏悔、自省和敬畏，或许就能找到人类灵与肉的归宿与故乡……

作者：刘青stay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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