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2月，江苏省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农妇陶秀华在修路时，从路边泥土中捡起一枚被泥包裹的金色印章。她起初以为是金块，清洗之后才发现，印面刻着几个难以辨认的篆字。
陶秀华文化程度不高，没敢私自处理。丈夫曾在考古工地做过劳务，看到印章后判断，这东西不像普通饰物，很可能是文物。夫妻俩正准备上交，消息却被村民传开，许多人围到家门口，都想看看这块“金子”。
事情闹大后，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将夫妻二人和印章送往南京博物院。专家清理、测量、辨认印文，很快确认四个字为“广陵王玺”。这不是普通印章，而是东汉诸侯王使用的王玺。
印章用黄金铸成，印台上伏着一只龟，龟背刻有细密纹饰。它长约2.37厘米，宽约2.38厘米，通钮高约1.12厘米，重量约122.8克。个头不大，分量却极重。汉代印制有严格等级，龟钮金印通常与刘姓诸侯王身份相联系。
专家为何如此激动？线索并不只在印面上。此前，甘泉二号墓出土的铜雁足灯上，留有“山阳邸铜雁足长灯建武二十八年”的铭文。建武二十八年即公元52年，这说明墓葬年代属于东汉早期，也把墓主人引向了一个特殊人物。
此人就是刘荆，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刘荆在建武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1年，被封为山阳王；汉明帝即位后，于永平元年，即公元58年，将他改封为广陵王。由此，“广陵王玺”既是身份凭证，也成为确认墓主人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有意思的是，刘荆并不是一个安分的藩王。汉明帝刘庄即位后，他曾借舅父郭况的名义写信给废太子刘疆，试图诱使对方起兵。刘疆没有上当，把信交给朝廷。汉明帝念及兄弟之情，没有立即诛杀，只是加强监视。
刘荆没有收手。永平十年，羌人反叛，他又寻找术士谋划举事；后来还让相士替自己看相，问道：“我和先帝相貌相近，如今也到了三十岁，难道不该登基吗？”此事很快传到朝廷，他的属官和卫队被裁撤。
遗憾的是，刘荆仍旧心存侥幸，甚至让巫师诅咒汉明帝。巫蛊在汉代属于极严重的政治罪名，群臣纷纷请求治罪。刘荆最终自杀，汉明帝仍按照诸侯王礼制为他下葬。千余年后，他的墓葬遭到盗掘，金印也在清理扰土时遗失，直到修路才重新出现。
这枚金印的价值，很快超出了中国考古界的范围。原因要追溯到日本志贺岛出土的另一枚金印。1784年，日本福冈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耕作时发现方形金印，印文为“汉委奴国王”，印钮为蛇形。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倭奴国遣使朝贡，汉光武帝赐予印绶。志贺岛金印的发现，恰好与这段文字相互呼应，因此被许多学者视为中日早期交往的重要实物。
但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有人质疑“汉委奴国王”印的印文格式，也有人认为汉代诸侯王多用龟钮，而志贺岛金印却是蛇钮，因而怀疑它是后世伪作。由于缺少同一时期、同一制度下的参照物，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
“广陵王玺”的出现，提供了关键比较。两枚金印在尺寸、重量、印台结构和篆书风格上高度接近，尤其是金印的规格与铸造方式，使日本学界重新审视汉代赐印制度。龟钮用于刘姓诸侯王，蛇钮用于外藩首领，恰好体现了汉代印绶制度中的身份差别。
1981年，日本访问团在南京博物院见到“广陵王玺”后，曾连连赞叹：“这是了不起的发现。”同年夏天，日本多家报纸以大篇幅报道此事，认为这枚出土于中国内地的东汉王玺，为志贺岛金印提供了有力参照，也使《后汉书》中关于光武帝赐印的记载获得了重要实物印证。
一枚印，牵出一座汉墓；一座汉墓，又连接起两千年前的朝贡与册封。陶秀华夫妻将印章交给国家后，获得了政府给予的奖励，而那枚沉睡在泥土中的“广陵王玺”，则成为南京博物院的重要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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