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2月20日，台北台湾省参议会会场，傅斯年刚结束一场针锋相对的发言，脸色突然变得苍白，额头渗出冷汗。旁人还以为他只是疲惫，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年仅54岁的学者，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争论的另一方，是有“郭大炮”之称的参议员郭国基。当天，他把质询重点放在台湾大学的经费、师资和招生上，言辞激烈，甚至指责学校偏重外省教师和学生。傅斯年当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面对这样的说法，自然没有退让。
“学校用钱都有账目，不能凭空指责。”
郭国基仍不依不饶，傅斯年随即补了一句：“大学看的是学问和成绩，不是籍贯。若只问出身，教育便失去了规矩。”
话说到这里，气氛已经十分紧张。傅斯年本就患有高血压，长期劳累又使身体状况不佳。争论结束后，他突然昏倒在会场，送医途中病情恶化，于当晚去世。民间常说他是被“气死”的，严格说来，直接原因应是突发脑溢血，但那场激烈争辩无疑加重了身体负担。
傅斯年的脾气，早在北大读书时便很有名。1896年3月26日，他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书香家庭，先祖傅以渐曾是清代开国状元。家道后来衰落，父亲却坚持供他读书。傅斯年靠着家中支持和学校资助完成学业，这段经历也影响了他日后对奖学金制度的重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曾参与组织学生行动。胡适担心他因运动受到牵连，劝他赴欧洲求学。此后七年，他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接触西方学术方法，也逐渐形成了重证据、讲实证的治学风格。
回国后，傅斯年主要从事教育和历史研究。抗战时期，他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四川李庄艰苦保存文献资料。条件再差，他也不愿让珍贵档案散失。清宫档案和历史文物能够得到整理保护，其中便有他的坚持和奔走。
他真正让政界震动的，是抗战后期对权力与财政问题的追问。傅斯年没有加入国民党，也不热衷做官，却在1938年成为国民参政员。身份并不显赫，话语却很有分量，因为他不靠职位谋利，也就不必看谁的脸色。
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长期掌握财政和行政要职。傅斯年认为，亲属关系不能成为回避监督的理由，曾多次提出质疑，并围绕财政问题展开调查。那时孔祥熙地位稳固，许多人明知其中有问题，也不愿触碰这层关系。
傅斯年却把材料摆到了蒋介石面前。一次饭桌上，蒋介石曾替孔祥熙说情，大意是希望事情不要闹大。傅斯年没有顺势收手，只回答：“事情若有错误，就应当按规矩处理。”这句话并不漂亮，却把道理说得很直。
在舆论和政治压力下，孔祥熙最终离开行政院长职位。此后宋子文接任，傅斯年又撰文批评其施政与财政作风，文章题目直截了当，便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敢于公开点名，正是“傅大炮”称号的由来。
有意思的是，他对贪腐官员毫不留情，对普通人却十分宽厚。在李庄时，他曾看到孩子捕捉螳螂取乐，先是动怒，随后只是轻轻提醒，不许再这样做。学生生活困难，他设法提供帮助；学校经费紧张，他仍坚持给贫寒学生保留求学机会。
傅斯年并非没有缺点。他说话锋利，情绪来得快，有时甚至让同僚感到难堪。但他的锋芒有明确边界：针对的是失职、浪费和不公，而不是个人恩怨。胡适评价他既有细密考证的耐心，也有大刀阔斧的胆识，这种性格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形成了罕见的张力。
1950年12月20日晚，傅斯年去世后，台北举行了追悼活动。挽联上写着“国失师表”，许多学生赶来送别，连曾与他意见不合的钱穆也到场。那一年，傅斯年刚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不久，学校建设、学术整理和教育制度改革，都还留下许多未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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