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停跨国领养？其中的黑暗内幕远比你想象的要可怕！

2024年8月底，一条持续了30多年的跨国收养通道，走到了终点。

中国明确调整政策，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子女和继子女等特殊情况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一调整“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到2026年，美国国务院网站仍然明确标注：中美之间的一般性跨国收养已经无法进行。

几十年来一直被描述成“给孤儿一个新家”的跨国收养，为什么说停就停？是几个虐童案件改变了一切，还是这条看起来充满温情的通道，本身就存在一些长期没有被认真审视的问题？

答案，要从那些收养完成之后发生的事情说起。

跨国收养过去最常见的一套叙事，其实并不复杂。

一个孩子失去了原生家庭，国内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家庭；另一边，一对希望收养孩子的外国夫妻按照程序完成审核，材料合格，孩子出境，一个新的家庭就此组成。故事写到这里，通常就结束了。

可真正的问题恰恰发生在这里之后。一个典型案例是奥利维亚。她还是婴儿时从中国被收养，之后进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家庭。

根据新罕布什尔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奥利维亚长期遭受身体和精神虐待，被限制食物和正常使用卫生设施，被要求承担大量农场劳动，同时没有获得正常的学校教育。

2018年，15岁的她从地下室逃出，才摆脱此前的生活环境。2025年7月，新罕布什尔州法院判令养父母向她赔偿2960万美元。

奥利维亚后来的诉讼，曾把当地儿童保护机构、警方、学校系统以及相关收养机构列为被告，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并非没有发出求助信号，而是一次次保护机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警方后来被法院从被告名单中撤出，但围绕儿童保护系统的责任争议并未因此平息。

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2960万美元这个数字，而是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一个孩子通过正规程序进入一个家庭以后，谁来保证十年后的她仍然安全？

收养前，可以查收入、住房、犯罪记录，可以培训，可以面谈。

可是收养以后呢？孩子有没有正常上学，邻居多久没见过她，她有没有接受医疗，她向警方说“不敢回家”的时候有没有人真正追问——这些东西才决定一个儿童最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跨国收养又多了一层麻烦。一旦孩子离开出生国，原来的福利机构、社会关系乃至语言环境都会迅速退出她的生活。

出了问题，出生国很难直接介入。接收国如果监督不到位，孩子实际上只能依赖新的家庭和当地儿童保护系统。

奥利维亚案暴露的，不是“外国收养家庭一定不可信”——这么说既没有依据，也过于简单。

它暴露的是另一件更麻烦的事：合法完成收养，只解决了孩子由谁抚养的问题，并没有自动解决以后谁监督抚养人的问题。而只要这一环断掉，前面做得再漂亮的审查，都可能失去意义。

如果事情只是停在个别家庭虐童，那么还可以解释为犯罪个案。真正让美国收养体系受到质疑的，是后来被揭开的另一件事——“rehoming”。

这个词原本常被用在给宠物重新寻找家庭的场景里。可在一些美国收养家庭中，它却一度被用到了孩子身上。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部分家庭收养孩子以后发现养不了、不想养，或者面对孩子复杂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无力承担，于是绕过法院、儿童福利机构，通过网络给孩子重新寻找“接手家庭”。

这不是网络传闻。2015年，美国政府问责局专门调查了这种“不受监管的儿童监护权转移”。调查发现，确实有收养家庭通过互联网寻找新的家庭。

一些家长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与严重的家庭危机、心理治疗资源不足、高额照护费用有关；但问题在于，一旦转移绕开法院和儿童福利系统，新接手孩子的人是否适合照顾儿童，就可能缺少正常审查。

甚至连这种情况到底发生了多少，美国政府也无法给出完整数字。原因很简单：很多行为本来就发生在监管体系之外。

政府问责局在15个月的观察中发现过23条为收养儿童寻找新家庭的网络信息，但由于部分沟通转入私下，调查人员也无法确认每一起最终究竟如何处理。

这其实比数字本身更加值得警惕。一个商品转手，只涉及所有权变化。一个孩子被“转手”，意味着他的家庭、监护人、居住环境甚至所在州，都可能突然发生改变。

对成年人来说，也许只是一句“实在照顾不了”，对孩子来说，却可能意味着第二次被抛弃。

美国过去还出现过一些极端案件，让外界看到收养、政府补贴和监管漏洞结合以后会发生什么。Judith Leekin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美国司法部资料，她从1988年至1996年使用多个虚假身份，在纽约先后收养11名儿童，其中不少存在身体或智力障碍，长期领取收养补助，累计获得约168万美元，最终被判处联邦欺诈罪。

这些孩子得到的却不是相对应的照料，多名儿童曾被长期限制在地下室，不正常上学，一些孩子甚至遭到束缚。

这个案件和奥利维亚案性质不同，也不能硬说成中国跨国收养儿童的普遍遭遇。

但它让另一个矛盾浮出了水面：当制度同时存在“把儿童送入家庭”和“给养育特殊儿童的家庭提供补贴”两套机制时，如果身份核查和后续监管出现漏洞，原本为了保护儿童设计的政策，也可能反过来被人利用。

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有补贴——照顾残障儿童本来就需要更多公共支持。问题是钱发出去以后，孩子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人持续确认。

中国停止一般性跨国收养，是不是因为看到了美国这些案件？如果这样写，故事很痛快，但事实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外交部2024年公布政策调整时，并没有把奥利维亚案、美国虐童案件或者某一条所谓“黑色产业链”列为直接原因，而是表示政策调整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

真正值得看的，是一组跨度近20年的数字。

2005财年，美国家庭从中国完成了7906例跨国收养，当年美国全球跨国收养总量为22739例，仅中国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那个阶段，中国为什么会成为重要的国际收养来源国？

说到底，和当时的现实条件有关。儿童福利资源有限，需要安置的孤儿和弃婴数量较多，国内能够提供永久家庭的渠道也没有今天这么充分。

跨国收养在那个年代，确实给一部分孩子提供了一种现实选择。如果站在今天倒推，说过去所有跨国收养都是错误，同样不符合历史。

但是几十年过去，条件已经变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孤儿数量降至19.3万人，而且已经连续8年下降。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体系不断扩充。

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过去的问题是，国内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给这些儿童提供长期照护。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变成：既然本国安置能力提高了，还有多少儿童必须跨越国境才能找到家庭？

这其实也是《海牙跨国收养公约》的基本逻辑。

公约并没有把跨国收养当成儿童安置的第一选择，而是强调儿童最佳利益和“补充性”原则：能由原生家庭照护最好；不具备条件时，优先考虑原籍国其他适当的永久照护方案；这些道路都不合适以后，再考虑跨国收养。

到了2024年，这个趋势终于走到了政策节点。8月28日起，中国停止开展绝大多数外国人在华收养工作。

美国国务院自己的数据更有意思：2024财年，美国驻广州总领馆一共只为24名儿童签发了相关收养证明，而且这些家庭全部是在疫情导致收养停摆以前，就已经拿到了赴华许可的旧案件。

从7906到24。这不是突然关掉一扇原本车水马龙的大门。更准确地说，是一条已经收缩很多年的通道，最终被制度性地关上了。

通道关闭以后，谁最被动？首先就是已经与中国儿童完成匹配、但程序尚未结束的美国家庭。美国国务院此后多次与中国方面沟通，希望完成部分存量案件。

2025年公布的政府报告显示，美国官员从2024年到2025年多次就这些待处理收养个案进行交涉。这说明旧格局变化以后，美国一侧原来熟悉的收养渠道已经不再由自己掌握节奏。

但更深的一层变化，其实发生在中国这一边。以前，在国内资源不足的时候，跨国收养是解决儿童长期安置问题的一项重要补充。

当国内儿童福利能力提升、需要跨境安置的儿童数量下降以后，中国在“孩子必须送出去才能得到更好照护”这个问题上的压力自然小得多。选择多了，政策空间也就大了。这才是这件事真正值得注意的变化。

所谓跨国收养背后的“黑暗”，并不能简单理解成国外全是恶人，更没有证据证明所有国际收养都是一门肮脏生意。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另一种东西：孩子一旦跨越国境，监管链条会变长，责任会被分散；而一旦新的家庭出了问题，出生国想管很难，接收国如果再失灵，孩子承担的代价可能就是整个童年。

所以今天回头看，中国叫停一般性跨国收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然决定”。它发生在孤儿数量下降、国内福利能力提高、跨国收养长期收缩，以及国外收养监管问题不断被重新审视的大背景下。

过去，人们最担心的是：没人要这些孩子怎么办？

现在更应该问的是另一句话：当我们已经有能力让更多孩子留在熟悉的社会环境里生活时，还有没有必要让他们漂洋过海，把未来十几年的人生交给一条更长、出了问题也更难追回责任的监管链？

这恐怕才是从7906走到24之后，真正应该看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