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吴敬梓为什么敢写《儒林外史》？

导语：乾隆朝文字狱最严，吴敬梓却写尽了科举制度的荒唐。这部书为什么没有被禁？答案不在他多聪明，而在他精准地踩住了那条线。

最近重读《儒林外史》，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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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大约在乾隆十四年，也就是1749年前后写成。作者吴敬梓生于1701年，1754年去世。

也就是说，他写《儒林外史》的时候正是乾隆朝前期。
而这恰恰是清代文字审查日益严厉的时代。
那么问题来了，吴敬梓为什么敢写？
《儒林外史》表面写的是明代，实际上写的却是读书人最熟悉的世界，科举、八股、举人、进士、学政、官场、功名以及士人之间的逢迎和势利。
范进中举是如此荒唐，周进撞号板是如此辛酸。匡超人原本是个朴实青年，后来为了功名一步步变得圆滑虚伪。

吴敬梓写的虽然是明代人物，但乾隆年间的读书人读到这些故事，恐怕很难只把它们当成前朝旧事。
他们正在参加的不也是科举吗？
他们追逐的不也是功名吗？
他们周围的官场又真的比小说中的世界高明多少？
所以，《儒林外史》实际上存在一种很明显的“借古写今”。
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在这样的时代，这部书为什么没有成为文字狱的对象？
写明代并不是护身符
有人可能会说吴敬梓聪明，把故事放在明代，所以躲过了清朝的文字审查。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清代文字狱中，恰恰有一些案件告诉我们写明代并不安全。
康熙年间的庄廷鑨《明史》案，就是著名的例子。书中涉及明末历史、南明政权以及明清易代问题，最终酿成大案。
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同样如此，戴名世所写的也是明末清初历史，却因此获罪。
所以，清廷真正敏感的，并不只是“你写了明朝”，而是你怎样写明朝。
明清易代、南明政权、正统问题、“华夷之辨”，这些问题很容易碰到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敏感处。
《儒林外史》没有碰这些地方。
它不讨论清朝为什么取代明朝，也不替南明说话，更没有把明朝灭亡写成一场民族悲剧。
它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读书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或许是它能够流传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儒林外史》真的只是写明代吗？当然不是。
范进中举为什么能够让清代读书人发笑？因为他们知道那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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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几十年不得志，中举以后突然发疯。胡屠户以前骂他是“现世宝穷鬼”，中举以后马上换了一副嘴脸。
吴敬梓真正讽刺的并不是范进这个人，他写的是一个社会怎样用功名给人定价。
一个穷秀才没有多大价值，而一旦成为了举人，所有人的眼光立即改变。
这已经不是一个明代故事那么简单了。
匡超人的故事更加耐人寻味。
他开始并不是一个坏人，却在追逐功名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为了前程，他可以撒谎，可以趋炎附势，可以利用别人。
如果说范进让人发笑，匡超人却让人笑不出来。
因为吴敬梓写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一个制度究竟只是选拔什么样的人，还是也会把人变成某种样子？
这就是《儒林外史》真正厉害的地方。
它没有站出来发表一篇反对科举的檄文，而是让人物自己把科举制度的荒诞演给你看。
更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活着的时候，这部书已经在流传
这件事情很容易被忽略。
《儒林外史》并不是吴敬梓死后才被人发现的作品。
吴敬梓1754年去世，程晋芳后来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这部书“人争传写之”。
也就是说，吴敬梓活着的时候，《儒林外史》已经通过抄本在文人之间传播。
吴敬梓死后，它也没有消失。
乾隆后期已有刊刻的记载，后来又不断出现刻本。今天所知最早的完整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
这就更加值得玩味了。
如果《儒林外史》只是吴敬梓写在书房里的私人手稿，那么没有引起官府注意并不奇怪。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它被抄，被传，被刻。
而且这恰恰发生在乾隆朝大规模查禁书籍的时代。
乾隆朝真的什么都不能写吗？
我们今天谈清代文字狱，容易形成一个简单印象，清朝有文字狱，所以文人什么都不能写。
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乾隆时期的文字审查当然严厉，尤其对明末清初历史、反清思想、涉及清朝正统和“华夷之辨”的文字高度敏感。
乾隆三十九年以后，更发动了规模很大的禁书行动。
但是“讽刺社会”和“反对王朝”并不是一回事。
批评一个贪官不等于否定清朝，讽刺科举弊端也不等于反清。
写一个趋炎附势的读书人，更不能直接推出作者反对皇帝。
这里面存在一条很微妙的界线。
《儒林外史》恰好停留在这条界线之内。
它把最尖锐的笔锋对准士人、功名和社会风气，却没有把问题推向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这可能是它能够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但这里必须留一个问号？
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一份乾隆朝档案，可以证明官府曾经专门审查《儒林外史》，然后作出结论说“此书无妨”。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吴敬梓因为聪明地写了明代，所以成功躲过了文字狱。”
这是一种推测，不是已经被史料证明的事实。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对照
到了晚清，李宝嘉写《官场现形记》，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官场现形记》直接写晚清官场，写官员升迁、买官、贪污、逢迎、权钱交易。
它已经不需要把故事放到明代。
时代变了，出版环境也变了。
上海的报刊、商业出版和租界所形成的新式舆论空间，使小说家能够更加直接地描写现实。
如果说《儒林外史》是在乾隆年间隔着一层窗户纸看现实，那么《官场现形记》已经把窗户纸捅破了。
但两部小说其实又很像。
吴敬梓写的是读书人如何被功名改变。
李宝嘉写的是官员如何被权力和金钱改变。
一个写“儒林”，一个写“官场”。
他们共同讽刺的，其实都是人在制度和利益面前的变形。
《儒林外史》留下的真正问题
所以，重读《儒林外史》，我越来越觉得最值得追问的并不是吴敬梓究竟有没有害怕文字狱？
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内心，也没有必要替他编一个“巧妙避祸”的故事。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一个文字审查严格的时代，为什么有些文字成为禁忌，有些讽刺却能够留下来？
清代文字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都不能说”的世界。
它有禁区，也有灰色地带。
有些历史不能写，有些人物不能骂，有些话不能说。

但科举制度的弊端，士林的虚伪，官场的荒唐，却并非天然等同于“反清”。
《儒林外史》恰恰站在了这样一个微妙的位置。
它没有大声喊叫，没有写一篇政治檄文。
甚至没有直接说“我在批评当今社会”。
它只是写范进发疯，写胡屠户变脸，写匡超人变坏，写严监生临死前还舍不得多点一根灯草。
可是几百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些人物身上看见一个社会。
这或许就是讽刺文学最厉害的地方。
作者不必告诉你应该恨谁，也不必告诉你应该相信什么。他只把荒唐摆在那里，让读者自己看。
而《儒林外史》能够在乾隆时代写成，在吴敬梓死后继续传抄、刊刻，并最终没有成为一部被禁毁的小说，本身就是清代文字审查史上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例外。
它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作家如何写小说。
还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有文字禁忌的时代，文学究竟可以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