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德国政坛,已经一地鸡毛。20日深夜,70岁的德国总理默茨面对镜头,用“一场灾难”形容选举结果。默茨上任仅一年多,他领导的基民盟便在两周内接连遭遇三场败选。默茨随后取消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留在国内处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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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身执政基础受到冲击的局面,默茨没有从国内政策中寻找答案,反而将矛头对准中国,试图借对华加税转移国内视线。这套“内病外治”的做法,暴露了欧洲建制派的无力,也映照出欧洲的战略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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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连败三场,德国政坛为何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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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默茨的恐慌,先要看清上述三场州议会选举的结果。
9月6日,在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以43.8%的得票率居首。9月20日,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择党再次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作为执政党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越过5%的议会门槛,二战后首次无缘该州议会。同一天,在首都柏林,极左翼的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率首次登顶,基民盟再次失利。
东部向右,首都向左。传统中右翼力量同时受到左右两翼挤压。德国政局的变化有着清晰的经济根源,选民情绪只是表层表现。
过去几十年,德国乃至欧洲的繁荣依赖两个外部条件:冷战后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德国利用低价天然气支撑化工、汽车和机械制造,再将产品销往全球。如今,稳定的地缘环境和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供应都发生了变化。乌克兰危机延宕,对俄制裁推高能源价格,德国工业因此承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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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价格上涨后,德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开始减弱。生活压力最终会反映在选票上。能源支出增加、食品价格上涨,东部地区的发展落差仍未消除;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德国民众对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地区发展落差和援乌政策的不满相互叠加,选择党的支持率随之上升。
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的竞争也在加快。德国继续依赖原有制造优势,越来越难守住原来的位置。去工业化带来的就业忧虑,使不少选民对主流政党失去耐心。德国选民要求更换执政力量,是对收入、就业和生活压力的直接回应。主流政党若解决不了收入、就业和生活压力等问题,用来孤立极右翼的“防火墙”便很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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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忙于灭火,却把中国当成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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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民盟连续败选,默茨的支持率跌至13%,默茨已经陷入政治困境。默茨仍表示不会辞职,并将继续推进改革。但执政联盟分歧不断,议会多数也很微弱,默茨在国内施政的空间已经缩小。于是,德国政坛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默茨政府难以解决国内问题,便把注意力转向外部。
9月15日,距离9月20日的两场败选还有数日,默茨在柏林一场外贸游说活动上表示,将在10月中旬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支持对华贸易措施。默茨政府还在筹备一套“经济安全措施”,涉及强制合资、投资审查和对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加征关税。默茨试图借此向选民和承受转型压力的行业展示强硬,同时把德国工业衰退与工人失业归咎于所谓“中国的不公平竞争”。
问题在于,默茨找错了病因,也开错了药。
欧洲当前的困境,与产业政策迟滞、能源结构变化和社会福利压力有关。中国的发展并未造成德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默茨政府把中国当成出气筒,解决不了德国经济的积弊。欧洲若用贸易保护措施阻挡中国产品,只会加重自身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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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产业链早已相互交织。欧洲若对华加征关税,相关政策代价最终会落到欧洲消费者和企业身上。关税会推高终端价格,欧洲居民的生活负担随之增加;欧洲企业从中国获取中间产品和技术的渠道也会收窄。
欧洲政客在台上高喊“去风险”,德国企业却给出了另一种选择。德国经济研究所(IW)9月中旬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新增投资达到56亿欧元,同比增长约三分之一,对美投资则明显下降。
德国企业清楚,关税保护无法带来竞争力。中国既是德国企业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产业竞争的“练兵场”。德国企业经受住中国市场的竞争,才有更大机会立足全球。默茨推动对华贸易摩擦,既干预市场选择,也会伤及德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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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先驱到“欧公子”,欧洲更该考虑如何与中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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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工业史的时间尺度看,欧洲今昔之间的反差更加明显。几百年前,欧洲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故乡,开启了工业时代,也长期引领技术进步。机器的轰鸣塑造了现代文明,也奠定了欧洲的全球地位。如今的欧洲越来越像一个家道中落、仍放不下架子的“欧公子”。
如今的欧洲仍保留着旧贵族的习气。欧洲对工厂和技术研发的兴趣减退,也不愿直面市场竞争,却热衷于在布鲁塞尔制定监管规则。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到环保和人工智能法案,欧洲似乎相信,掌握规则制定权就等于掌握世界领导权。欧洲面临的现实却是,监管规则越积越厚,前沿成果和产业基础并未同步增强。
在中美竞逐科技高地的今天,欧洲逐渐发现,罚单和“价值观”无法替代产业能力。在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光伏、风电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欧洲对技术路线和产业方向的影响力都在下降。
全球产业重心持续东移。欧洲政客的意识形态选择,可能将欧洲排除在高效、活跃的供应链之外。欧洲政客需要放下工业霸主的架子,重新认识地缘经济现实。
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展开。与其筑起贸易壁垒,欧洲更应思考如何以务实、平等的姿态同中国合作。欧洲可以借助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市场空间,推动制造业恢复活力,避免在下一轮产业变革中继续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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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德国政治危机,说明西方传统政治精英越来越难以直面国内问题。
一个国家走下坡路,往往始于内部改革停滞和政客短视,外部竞争只是放大了原有问题。默茨的焦躁,折射出西方在地缘格局变化和自身竞争力下降面前的失措。上述三场州议会选举已经向基民盟发出警告,德国政府需要处理税收、养老金和产业结构问题。默茨却选择了一条省事却危险的路:把责任推向外部。
默茨指责中国跑得快,掩盖不了德国自身腿脚乏力。把中国当作败选“遮羞布”的做法,也许能迎合部分民粹情绪,并在欧盟内部换取一些政治筹码,却无法减轻德国居民的生活负担,还会压缩德国工业的创新空间。
德国和欧洲的问题,集中在产业老化、创新不足和内部改革迟缓。德国与欧洲若不处理这些积弊,也不重新激活制造业,只在关税壁垒上做文章,相关政策必然进一步偏离问题本身。默茨等欧洲政客若继续沉迷于“内病外治”,梅前州和柏林的败选必然将在其他地区重演,欧洲也会继续退向世界舞台的边缘。
周俊林|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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