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导演凭《Drifting》喜获学生奥斯卡金奖

杜克大学实验与纪录片艺术MFA项目学生贺蕾（Lei He），凭借影片《Drifting》（《漂浮》）荣获第53届学生奥斯卡奖（Student Academy Awards）Alternative/Experimental（另类/实验）类别金奖。金奖是该类别的最高奖项，颁奖典礼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

“ 《漂浮》既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又具有高度的普世性。”艺术硕士项目主任汤姆·兰金说道。

贺蕾1994年出生，在黄河沿岸长大。她长期聚焦社会现实与边缘群体议题，早年曾立志成为调查记者，至今已深耕纪录片创作八年。

她的创作将观察式纪录片的纪实底色与先锋实验手法深度融合。在作品《Drifting》（《漂浮》）中，她把镜头对准自己成长的矿区故土，以一部全程无对白的黑白影像作品，完成了对劳动、集体记忆、个体尊严与时间维度的深度思辨。

以下为记者Cara August对贺蕾导演的采访：

能分享一下《Drifting》（《漂浮》）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吗？

贺蕾：我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名煤矿工人如何超越现实，努力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尊严的故事。我希望在电影中建立一种人与地球深层时间之间的对话。探索不同尺度的时间如何相遇，以及一个矿工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体，与比人类古老得多的地质时间产生连接。

在长期创作中，我始终围绕劳动、个体、环境与社会的深层关联展开探索。从多年的纪录片创作出发，如今我尝试打破类型边界，将纪实影像与剧情叙事、多元艺术表达相融合，以全新的叙事可能性持续拓展纪录片的创作边界。

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部电影对你来说很私人？

贺蕾：我在中国的一个煤矿地区长大。在我家乡的小县城，几乎所有人都在从事煤炭行业。 我的很多家人，都是煤矿的工人。

在我的记忆里，矿区的一切，包括街道、房子、河流都是黑色的，甚至树上的叶子也都覆盖着煤尘。煤矿卡车，还有那些被煤尘染黑的工人的脸，都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拍一部黑白电影，把它献给我的家乡，也献给我的父辈。

我在这部作品采用纪实影像与虚构叙事融合的创作形式：片中工厂场景，是我跟随矿工一同工作时全程跟拍记录的原始素材；影片里的村庄，是我祖父母曾生活过的故土，两位老人离世后，我便以他们生前居住的老屋作为核心拍摄空间完成创作。

羊这个意象对我来说也非常私人。我记得有一天，我父亲告诉我，他梦见了一只羊。在我的家乡，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如果你梦见羊，就意味着死亡即将到来。当时我非常害怕。我害怕父亲会发生什么事情，也非常害怕失去他。这种恐惧在我心里留存了很多年，所以羊最终成为了这部电影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电影最后那些孤独的村庄场景，也来自我对祖父的记忆。在他因癌症去世之前，他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的疼痛变得难以忍受，甚至曾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拿起了一把小刀，但因为身体太虚弱，最终没有办法做到。我经常会想，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孤独。所以，我把村庄的这些场景放在电影的结尾，我想通过影像表达一种非常深的孤独感。

观众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房子里的那个钟从来没有走动，这并不是我刻意设计的。那就是我祖父母家里真实存在的钟，它已经坏了很多年，而当我再次回到那里时，它依然停在那里。那一刻，我感觉仿佛时间本身也停留在了那栋房子里。

有时候，现实会给你一些比任何想象都更有力量的东西，而我只是希望把那个瞬间保留在电影里。

你希望观众看完电影之后带走什么？

贺蕾：我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两件事情。第一是超越（transcendence），即使一个人生活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他依然拥有尊严，也依然有能力超越自己的现实。

很多工人其实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我不认为，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人。他们拥有自己的尊严，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内在自由。所以在电影里，我尝试用身体和舞蹈的语言，让矿工与煤炭、河流和土地重新建立关系。他不再只是一个劳动中的身体，而是通过躺卧、移动和舞蹈，用身体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你会看到他躺在黄河边，也会看到他的身体置身于煤炭之中。

对我来说，这些肢体语言让他暂时超越现实中的劳动身份，获得一种现实生活中难以拥有的自由。自然——河流、山脉和土地——也因此成为一种自由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电影叫《Drifting》，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暂时脱离现实、漂浮于现实之外的状态。

第二个是孤独，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在煤矿之外，拍摄很多村庄里场景的原因。我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我身边很多人所经历的那种深深的孤独。影片最后出现的山脉和那棵孤独的树，是我对故土最深的记忆。对我的祖父母来说，那也是他们曾经拥有的整个世界。这些画面，是我记住和纪念他们的一种方式。

你想讲什么样的故事？这和你为什么开始拍电影有什么关系？

贺蕾：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我曾经想成为一名记者，因为我相信通过自己能够改变一些事情。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正义感，也一直希望能够为那些经常没有机会发声的人说话。这段经历塑造了我现在想拍的电影。

我对那些经常被忽视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非常感兴趣。我拍过关于渔民、东亚女性、矿工，以及其他普通人的电影。我一直对人、劳动、土地、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感兴趣。通过我的电影，我希望探索记忆、时间以及人的尊严。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你有什么独特之处？这如何帮助你讲述这些故事？

贺蕾：我相信，电影创作首先是从感受开始的。那些我用身体亲历、用心接住的真实感受，最终成为了我电影创作里最鲜活的引路者。我喜欢花很多时间和我拍摄的人待在一起，真正地和他们去体验那个世界。我相信自己的感受，也相信自己的身体。

作为一个女性，我认为我的身体和我的人生经历给了我一种独特的视角，而我会把这种视角带进我的电影里。

获得SAA（学生奥斯卡金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奖项将如何帮助你的电影事业？

贺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意义非常重大。

制作独立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仅是把电影拍出来这么简单。你需要筹钱、组建团队，还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向别人介绍你自己、介绍你的项目，并不断地 pitch，会有很多很多看不见的工作。

有很多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会想：“我真的足够好吗？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所以，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它让我重新相信自己，也给了我继续创作下去的信心。

五年后，你希望自己在哪里？

贺蕾：这一切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我还有很多故事想要讲。今年夏天，我一直在拍摄一部关于佛像雕刻和制造者的纪录片。这部电影探索的是信仰、劳动和全球生产之间的关系。它在追问：究竟是谁创造了神圣？而那些工人的身体，在尘土和艰苦劳动中不断被改变之后，他们又会经历什么？

我的另一个项目关注成人充气娃娃的生产制造，通过拍摄工人和整个生产过程，我想探索女性身体、欲望、亲密关系，以及身体如何被制造成一种商品。我希望这个奖项能够给我更多机会继续拍摄这些电影，也让这些故事能够被世界各地更多的观众看到。

请说出并感谢一到两位主要团队成员，以及他们为什么对电影如此重要？

贺蕾：我尤其想感谢我的剪辑师龙健。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整部电影不使用对白。这意味着，剪辑成为电影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没有对白，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线，我们必须完全通过剪辑本身来创造电影的节奏、情绪和意义。如何只依靠画面，以及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流动，让观众始终保持兴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龙健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剪辑师，他非常深入地理解我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愿景。

为什么你想继续拍电影？（个人层面）

贺蕾：因为我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做其他事情，电影是我理解人和这个世界的方式，每完成一个项目，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改变。

我的梦想是，当我八十岁的时候，我依然在片场。即使那时候已经满头白发，我也希望自己还在拍电影。只要我还能继续创作，我就会觉得很幸福。

奥斯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一天你获得奥斯卡，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贺蕾：对我来说，奥斯卡代表着电影行业中最高荣誉之一。当然，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幸获得奥斯卡，我会非常感激。不仅仅是因为获得了认可，更是因为这个奖项可能带来的机会。但即使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也没有关系。奖项从来都不是我拍电影的原因。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奖项能够给我继续创作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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